东西两市各方六百步，考古实测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过1平方公里，相对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商业区实在是太小了，仅仅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时还在东西两市设立了常平仓，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当一区地盘。常平仓的储粟大约在二三十万石之间(据《唐会要·常平仓》载：元和六年宪宗赈济京畿饥荒时的诏文有“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之语)，其面积不会太小。常平仓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机构占地之后，真正的贸易区域实在寥寥无几。在这样一个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市场中，到底能容纳多少大商小贾，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够受惠其间，是大有疑问的。仅仅从规模来看，也可以断定东西两市不是为一般居民服务的市场。
同整个城市布局相适应，东西两市的建筑规整划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划分为九个区域，市中央设置市署和平准局进行管理。各种店铺集中设置，形成不同的“行”。为了求得店铺的整齐，中宗时曾专门下诏称：“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唐会要·市》)这种禁置偏铺的做法，显然不同于今日的禁止占道经营，因为唐代两市的道路两侧有两米多深、近一米宽的水沟，偏铺不可能伸展到水沟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设置、显然不是经济规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现。所谓的“行”，并不是由贸易活动自然形成的行业，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某某一条街”。这种集中设置的行，不是商贸活动的发展需要，而是一种“供给”制的需要。如果从东西两市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角度来考察，从政府的“方便”来考虑，不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东西两市的位置，都临近皇城和宫城，这只能说明其贸易活动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而西市的繁荣，又以“胡商”最为著名。胡商所经营者，多为珠宝珍贵，非寻常百姓可问津。因此，东西两市，从设计思想到实际效果，主要是为宫城和皇城以及周围的官邸豪宅服务的，“公款消费”有可能占主要地位。许多文章引吴凑任京兆尹时请客一事为例来说明两市饮食业的繁荣。“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唐国史补》卷中)。其实，这同现今某些贫困地区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畸形发达没有什么两样。以东西两市某些豪华奢侈消费说明长安城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论据不足。另外，最为文人称道的平康里(坊)，即青楼，恰好就紧挨着皇城。看来，即使在古代中国，色情业只有紧紧傍上权贵才能昌盛，早已成为铁定的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