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当唐朝逐个翦灭割据势力，显现统一中原气象的时候，突厥转而与唐对抗，以挽救突厥的霸主地位。这一阶段主要是颉利可汗前期，时间大体在武德三年(620)十二月至贞观四年(630)。处罗可汗后期实际上已计划与唐为敌。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打败刘武周之后，梁师都大将相次降唐，师都大惧，遣使劝处罗可汗侵唐，说：“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20]非常准确地反映出割据势力依附突厥的原因，及当时形势的变化。唐朝作为统一中原的强大力量，渐次消灭了薛举、武周等割据政权，中原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复存在，不仅威胁到师都等残余割据势力，而且威胁到突厥的霸主地位。突厥不得不考虑转变政策，处罗可汗因此一反过去既支持又骚扰唐朝的做法，决心全力对付唐朝。处罗可汗策划了一个庞大的侵唐计划，兵分四路进攻唐境，并策动唐并州总管李仲文作内应，联络王世充相呼应。不过计划未实施而处罗死。颉利可汗上台后，全面推行反唐计划，几乎年年与唐大战，而且，一改过去幕后指挥的做法，直接出马作主力，其它割据势力则成为协从力量。武德四年(621)，突厥伙同高开道与唐争夺雁门及河东其它地，败。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分兵三路，分别由幽州、雁门、原州侵唐，颉利亲自率十五万骑从雁门入寇。唐派郑元寿许以“币帛皆入可汗”，突厥退兵。武德七年(624)，突厥改从关内道进攻，三月、七月、八月，频犯原州，抵达陇州、歧州，东距长安四百余里，长安告急，李世民巧施离间计，颉利叔侄互相猜疑，退兵。武德八年(625)七、八月间，突厥又自灵、相、潞、沁、韩、朔等州全线南下进犯，败。武德九年(626)八月，突厥再次南下入寇，兵逼长安西郊渭桥，唐朝贿以金帛，突厥退兵。此后，突厥内部矛盾激化，突利可汗、郁射设相继降唐，薛延陀联盟反攻突厥，贞观三年(629)，唐军出兵，四年(630)，俘颉利，东突厥终于灭亡。
三、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几种方式
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有几种方式，一为政治册封，一为军事援助，一为送子为质。
一，政治册封。突厥对来附的割据势力多进行册封，以确定双方的政治隶属关系。如始毕可汗册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遣以狼头纛;册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遗以狼头纛;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改署屋利设;张长逊与莫贺咄设结为兄弟，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勤;处罗可汗立杨政道为隋王;封苑君璋为大行台;突厥与李仲文通谋，许立仲文为南面可汗，处河北之地，事泄未成;又有刘季真，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
突厥册封这些割据势力可以分为册与封二种。册指册立突厥系统的官爵，封指封立中原系统的官爵。可汗、特勤、设属突厥系统官爵，可汗是突厥最高统治者称谓，特勤是可汗子侄称谓，设是突厥掌兵权的重要官称。天子、王、行台则是中原系统的官爵，天子是最高主宰，王的地位仅次于天子，行台为中央派出机构首脑。而狼头纛是突厥属部的象征。就上列情况看，第一阶段，突厥始毕可汗对来附的割据势力，主要册授突厥系统的官爵，如册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李子和为屋利设，张长逊为割利特勤，并授刘武周、梁师都象征突厥属部的狼头纛。刘季真此时也自称为突利可汗。始毕也封中原官号，如封梁师都为解事天子(郭子和为平杨天子，未受)，但数量较少。第二阶段，突厥处罗可汗主要封授中原系统的官爵，如封杨政道为隋王，封苑君璋为大行台。虽也许诺李仲文为南面可汗，但未成。第三阶段，颉利可汗基本未行册封。这三个阶段的册封状况与突厥三个阶段的政策策略特点基本吻合。第一阶段，始毕可汗主要想建立以突厥为宗主的霸权地位，因此多将割据势力纳入突厥官爵的系统，以此作为臣属突厥的标志。第二阶段，处罗可汗主要想通过建立傀儡政权，控制中原北方势力，因此多封中原官号。李仲文是个特例。仲文是唐将，无割据的根据地，突厥策动其反唐，于是允封南面可汗。第三阶段，割据势力已渐次消亡，突厥成为唐朝的主要对手，因此颉利可汗未能册封。这三个阶段册封的特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与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目标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