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当隋朝尚为统一国家之时，突厥竭力支持各地势力反隋起兵，造成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以便从中称霸。这一阶段主要是始毕可汗在位期间，时间大体在大业九年(613)至武德二年(619)二月。如前所述，大业九年灵武郡的白榆妄、十一年上谷郡的王须拔、魏刀儿、十三年金城郡的薛举、马邑郡的刘武周、朔方郡的梁师都、太原的李渊、五原郡的张长逊、武威郡的李轨、离石郡的胡人刘季真、榆林郡的郭子和，以及后来渔阳郡的高开道、洛阳的王世充、河间郡的窦建德、刘黑闼等都向突厥称臣纳贡，寻求支持。突厥对这些反隋势力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突厥这一阶段反隋立场，充分表现在对割据势力的封号上，如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郭子和为“平杨可汗”，此“定杨”、“平杨”之“杨”，都是隋皇杨姓之“杨”，其义都是要平定杨隋。东突厥通过支持这些中原势力，确实摧毁了隋朝的统治，并且乘机确立了霸主地位，不仅成为中原势力共奉的宗主，而且将辖地直接扩张到河套地区。不过，这一阶段突厥对中原的干预，大体上处于幕后指挥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原军阀势力尚作为主力在前台活动。
第二阶段，当隋朝已经土崩瓦解之时，突厥改而奉行扶植隋朝后裔的政策，企图建立一个突厥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作为诸割据势力的共主，以维护突厥的霸主地位。这一阶段主要是处罗可汗在位期间，时间大体在武德二年(619)二月至三年(620)十一月。武德二年二月，始毕可汗死，其子尚幼，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始毕可汗之妻隋义成公主按突厥风俗又妻处罗可汗。义成公主作为隋皇室成员，力主扶植隋朝后裔。处罗可汗说：“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15]亦赞成复隋。不过，处罗并不是真正从道义出发，而是鉴于当时的形势，扶植后隋傀儡政权对突厥有利而奉行复隋政策的。于是在新可汗继位伊始，突厥就开始了政策措施的转变。首先，处罗可汗、义成公主将隋炀帝萧皇后及其孙政道等从窦建德处迎到突厥。然后，立政道为隋王，奉隋后，居于定襄城，令在突厥境地的隋人皆隶其下，有众万人，行其正朔，置百官，成立后隋傀儡政权。接着，力图让各割据政权聚集到傀儡政权的旗帜之下。如刘武周死后，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统帅刘武周余众。行台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行台虽然有比较完整的军政系统，但本身不是独立政权。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说明君璋至少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其时，刘武周已死，马邑郡割据势力已无相应“中央”，而君璋之职由突厥委任，行台非突厥官制，而是中原官制，因此，这个“中央”只能是突厥掌控下的隋王政权。[16]突厥此前扶植割据势力大都以可汗为名，此时却以行台著称，名称的变化充分体现了突厥政策的变化。吴玉贵先生说，此“标志着突厥政策转化的完成”，甚确。另外，薛宗正、吴玉贵先生均认为刘武周之败死，也是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产物。武德二年(619)二月，突厥曾助武周侵占太原，但武德三年(620)六月，突厥又助唐夺回太原，杀武周。薛先生说，处罗抛弃武周，“是复隋反唐政策的具体贯彻执行”。吴先生说，突厥从反隋到复隋，“这种转变首先影响了突厥政权与以‘定杨’为号召的刘武周割据政权之间的关系”，“刘武周因此失去了突厥的支持”。[17]可备一说。接下来，突厥计划帮助隋王扩展地盘。武德三年(620)，突厥计划兵分四路侵唐，其中一路攻并州(太原)，就是为了安置隋王，“谋取并州置杨正道”。[18]不过，处罗将出师而卒，未果。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做法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有必要说明的是，颉利可汗上台以后仍实行复隋政策，颉利可汗为隋义成公主所立，义成公主又嫁颉利，义成公主不会改变复隋主张，颉利也不会反对复隋政策。《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载，义成公主从弟杨善经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劝颉利：“‘往启民兄弟争国，赖隋得复位，子孙有国。今天子非文帝后，宜立正道以报隋厚德。’颉利然之，故岁入寇。”[19]充分说明了颉利的态度。不过，以后突厥扶植隋朝后裔的活动已无甚影响和作用，突厥政策的重心已转移到与唐为敌，因此，我们将第二阶段的下线定在武德三年十一月处罗可汗之死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