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内乱，给突厥提供了又一次使用这种手段的机会，而这一次，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政策和手段，无论从对象还是范围或力度来说，都已大大超过周齐时代。这一时期突厥分化操纵的对象已不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政权，而是十几个互相争斗大小不一的政权。这一时期情况复杂得多，突厥运用分化操纵的手段也娴熟得多。突厥政策措施的进步，是借鉴了隋朝经验的结果。
隋朝前期分化离间突厥的政策非常成功，突厥因此分裂为东、西二部，并在三十多年中内战不已，隋朝因此成为强大的帝国，并通过控制东突厥，有效地控制了东北亚诸少数民族。[28]但是，隋朝后期这一套做法却行之无效了，裴矩以东突厥部众强盛，献策以宗女嫁始毕之弟叱吉设，拜其为南面可汗以分始毕之势，但未成功，叱吉设不敢受，始毕闻而大怨。裴矩诱杀始毕宠臣史蜀胡悉，也被始毕识破，最终导致大业十一年东突厥与隋朝决裂，始毕可汗率几十万骑兵围隋炀帝于雁门郡城，后因援兵赶到，加上可汗妻隋义成公主遣使告“北边有急”，始毕可汗才解围而去。时人后者皆怪裴矩技不如长孙晟，同样的策略和做法，结果却截然相反。殊不知，这实际上是突厥在认知上有了进步，识破了隋朝的伎俩，并从反面说明突厥何以能从容应对隋末唐初复杂的形势，说明突厥吸收了隋朝的经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隋朝对付突厥的策略，对付中原民族本身。
隋末唐初突厥主持分化操纵中原的可汗共有三个：始毕、处罗与颉利，这三个可汗都是启毕可汗之子，他们都曾生活在隋朝，都曾亲眼目睹隋朝的政策措施，而且亲身经历或抵制隋朝后期的离强合弱等政策。始毕可汗是突厥制定分化操纵中原边政措施的奠基者，他对隋朝的政策体会最深。他所制定的政治册封、质子制度等分化操纵中原的措施，都是周齐时代突厥所未运用的。周齐时代，突厥只是与中原政权和亲，用军事援助干预中原的政治。而政治册封等手段却是隋朝运用的。如隋朝扶植了几代突厥可汗：沙钵略、莫何、都蓝、始毕，政治册封了多个突厥可汗：莫何可汗、都蓝可汗、启民可汗、始毕可汗、曷萨那可汗及可汗的子弟(沙钵略子窟含真为柱国，安国公，都蓝可汗弟褥但特勤为柱国、康国公)。始毕可汗册封中原势力，可以说是直接效法隋朝边政的产物。而处罗可汗扶植隋王杨政道，建立后隋傀儡政权，封苑君璋为大行台，可以说更是隋朝政策的直接翻版。隋朝扶植孤立危殆的启民可汗，使之成为隋朝控制东突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工具;处罗可汗一步一趋，扶植失去家园的杨政道，亦欲使之成为突厥控制中原诸割据势力的道具。只是效果不显而已。突厥还效法隋朝施行离间计。隋长孙晟离间东、西突厥及沙钵略与阿波可汗，效果甚佳。唐并州总管刘世让晓习边事，谓唐高祖，突厥之所以能南下寇掠，是因为有马邑为中间补给站，唐以崞城为根据地，蹂马邑禾稼，败其生业，则可阻止突厥南下。高祖以世让戍崞城。突厥恨世让断其生路，遣其臣曹般拖对高祖说，世让与可汗通谋，欲为乱。武德六年(623)十月，高祖杀世让。[29]突厥仿隋施行离间计，效果亦佳，消除了一个劲敌。所以说，突厥分化操纵中原的边政措施，是借鉴了隋朝的经验。? 突厥边政措施较前进步，还有两个因素：一是胡人在突厥发挥作用;二是华人在突厥效力。裴矩曾对隋炀帝说，“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30]这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突厥中胡人很多;二是，胡人尽皆桀黠，教导突厥;三是，胡人颇受可汗信任;四是，当时“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唐初这个情况依然存在，只是具体人员有所变化。如上举武德六年(623)离间刘世让者，就是突厥之臣曹般拖，曹与史，皆昭武九姓胡。又《旧唐书·突厥传上》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说明胡人一直受到突厥可汗的信任，胡人利用世代经商、见多识广、桀黠翻覆的特性，为突厥可汗出谋划策，改变了突厥简单淳朴的行事风格。?
隋末唐初大量华人逃入突厥，也为突厥带来了新的思维。李渊太原起兵之初，致始毕可汗信，封题为“启”(下对上致敬语)，有司建议：“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答：“何不达之深也。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31]即表明当时华人在突厥者众多，并且将中国礼仪、思想带到突厥。《资治通鉴》卷192载：“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也反映了华人在突厥发挥影响的情况。胡人、华人大量涌入突厥，对突厥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作用。?
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策略手段也有许多与中原农业民族不同的地方。其不同主要在于目的不同。中原农业民族运用分化离间等手段，目的是保护境内的安宁，不受周邻的侵扰，建立稳定的天下秩序;突厥的目的则是获取生存的物资，壮大自身的力量。突厥所居漠北草原之北为广大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这是突厥的避难之所和安全的保障，突厥很难在军事上被中原政权彻底消灭，但是，生存物资的匮乏，却时时困扰突厥，甚至可能葬送他们，因此，对中原物资的渴求，是突厥使用手段干预中原的主要目的。由于二者的目的不同，导致手段也有所不同。中原农业民族惯用“远交近攻”法，突厥习用“近交远攻”术(中原投靠突厥的势力大多都与突厥相近)。“远交近攻”贵在两面?夹攻，牵制、隔离对方，使之无援而降，不为边患;“近交远攻”妙在就近易合，合作方便，军事上援助快，经济上获取易。[32]
另外，突厥作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后世的少数民族也有所不同，突厥分化操纵中原，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领土要求不是很强，而后世的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不仅有经济要求，而且有领土欲望，中原农业民族与他们的斗争更加复杂和艰巨化。但是，历史也正是在这种巨痛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