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贿赂的厚薄，决定支持的对象。突厥与十几个中原北方政权都有政治隶属关系，这十几个政权的利益互相矛盾，有时甚至尖锐对立，在他们都向突厥求援的情况下，突厥究竟支持何方，既不取决于双方关系的近密程度，也不取决于允诺的先后，而是取决于提供经济利益的厚薄，突厥甚至不惜失去信义，撕毁以前的协议，改变支持的对象。武德元年西秦与唐朝的长安之争，就是典型的例子。薛举采郝瑗之谋，厚赂突厥，饵其戎马，以期合从并力，进逼京师。突厥答应以兵相助。但是，已据长安的唐朝，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亦遣使突厥，不仅贿以大量金帛，而且许诺割让五原及榆林二郡，唐朝所提供的利益远远超过西秦，因此，突厥不惜中途变卦，转而支持唐朝，致使西秦功败垂成，最终被灭。武德三年刘武周与唐朝的太原之争同样如此。武周以隋宫人贿赂突厥，突厥以五百骑授武周，使攻太原。武周在突厥的帮助下，攻下太原及整个河东，但是，就在武周准备乘胜前进，直捣长安时，唐朝开始反攻，突厥也一改初衷，帮助唐军夺回太原，致使武周功亏一匮，最后覆亡。突厥为什么转变态度，史书没有交代，学者们认为应是突厥转变政策，支持隋朝后裔的结果。我们认为，这应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是唐朝与突厥的交易。[26]史书记载，战后突厥与唐朝瓜分战果，唐收复太原及河东大部分地区，突厥获得太原城众多美妇人，又留伦特勤及数百人“助唐镇守”太原，并留兵戍守石岭(在太原以北)以北。可见唐朝与突厥又有一次交易。这种交易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有更多的经济内容。新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唐高祖对突厥“前后赏赐，不可胜纪”，“赐与不可胜计”，突厥“多须求。帝方经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贷，赠赉不赀，然而不厌无厓之求也”，等等，可知唐贿赂突厥次数多且数量大，史书并未完全记载下来。综合所有情况可以推知，刘武周与薛举一样，也是唐朝对突厥的贿赂，断送了他们与突厥的联盟。
4，分裂操纵中原势力，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突厥社会生产结构单一，决定了其经济脆弱和不完整，平时情况下，突厥需要中原农业经济的补充，天灾地害时，更需要中原农业经济的救济，中原分裂战乱时，正是突厥攫取中原物资的最好时机，这就是突厥为什么要维持天下分裂局面的原因，也是为什么突厥在中原分裂时能够强大的原因(突厥两度强大：周齐时代、隋末唐初，都是中原的分裂时期)。
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是隋末唐初最突出的历史现象，但并不是此时才出现的新现象。事实上，正如中原农业民族惯于使用这种手法对付游牧民族一样，突厥也早已使用这种手段对付中原农业民族。林恩显先生说，“在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长期生存竞争历史中，双方均善于利用对方国内的矛盾、冲突，加以离间分化，在中原谓之‘以夷制夷’;在北亚称为‘以汉制汉’，此乃敌对双方竞争中最经济的手段，可谓不出一兵一卒而瓦解敌国于千里之外”。[27]所说甚是。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的边政措施，一是沿袭了突厥的传统，二是借鉴了隋朝的经验。
北周、北齐时代，是突厥第一个强盛时期，据《周书·突厥传》记载，“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凌轹中夏志”。“(周)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突厥)，以为外援。”周、齐两政权互相敌视，皆连结突厥，而突厥与北周和亲，关系更近，俟斤两度“请举国东伐(齐)”。俟斤死，其弟他钵可汗立，仍与北周和亲，周“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但是，建德六年(577)北周灭亡北齐，突厥改变了态度，竭力帮助北齐复国：“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自马邑战败，北奔突厥，他钵立绍义为齐帝，召集所部，云为之复雠。”以后，“宣政元年(578)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杀略居民”，“是冬，他钵复寇边，围酒泉，大掠而去”，等等。突厥先支持北周达北齐，后扶植北齐余孽打北周，都是为了维持中原的分裂状态，从而维护突厥自身的利益。他钵曾骄傲地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周、齐)孝顺，何忧无物邪。”典型地反映出中原分裂，突厥得利的现象。隋朝取代北周之后，突厥仍使用这套做法，支持北齐余孽高宝宁向隋进攻，只是突厥及其支持的分裂势力已不是隋朝的对手，分裂之梦彻底打破。所以说，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势力，是有历史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