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一种无奈,但,那是一种从容、一种自信,无比坦荡开阔的胸怀。几经沉浮总不悔,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信党的伟大正确——包括坚信党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
读完他的传记,合卷深思,他那高尚的政治品格,无怨无悔的政治信念,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敢于直言 坚持真理
黄克诚在我党的历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大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黄克诚传》中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身为一名师政治委员,直接给毛主席发电报,阐明自己的立场;国共合作抗战后,在对第115师平型关大捷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调研中,提出要恢复八路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又一次给党中央发电报,建议派10万大军进军东北,并亲率新四军三师三万多人北上;在东北战场,又一次给毛主席发电报,提出建设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他对军队中党的建设提出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等。
黄克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还突出表现在遇事敢讲真话,敢于直言,不盲从,不苟同,不迎合。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黄克诚这个人爱提意见,从支部到中央他都提。他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1959年在庐山同毛泽东当面谈话时,认为四平保卫战是个消耗战,毛泽东说是由他决定的,黄老直率地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是不该打的。”
敢于直言有时是要冒风险的,特别是同上级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黄克诚的很多好的意见,大多被采纳了或在历史发展中被采纳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内生活的健康正常。但,也有许多不正常。
传记中说:“黄克诚是个智者,也是个常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也有一个过程,只不过他需要的时间可能少一些。”1959年庐山会议他可惹了祸。他本来在北京留守,会议开得紧张,为“救兵”叫他上山。上山后他感觉到风声鹤唳,他本可以缄口不言,但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顶住压力,挺身直言,“救兵”成了“反兵”,结果成为右倾反党集团的二号头目被批判。他也有过两次“违心”的检讨,但在“文革”中,面对非人道的审讯,声明:“以前凡是逼他写的检查材料、交代,一律无效”。当你读完传记中庐山会议前前后后,就能理解在那种形势下,“违心检讨”既是一种无奈、也是维护党内大局的需要,他仍不失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政治品德和人格个性。这与那种不讲原则,看领导眼色办事,讨领导喜欢说话,溜须拍马,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