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祥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xx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xx、刘xx和王xx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