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xx，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始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国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
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