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编的《北京城市设计的演变与发展》一书中，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干脆建议中央“迁出中南海”，在这片区域兴建新的办公楼办公。
总之，庞大的国家机器在北京日渐狭小的城市空间里，也体会到了“北漂”的压力。这也正是为什么庙堂与江湖之间，30年来周期性出现“迁都”提议，而且成为一个常谈常新的国家谈资——
比如，即使完全不熟悉政治的人，每一次看到有关“迁都”的新闻时，也可能会意识到，“又到了两会代表去北京开会的季节”;
陌生人之间只要观察彼此谈论“迁都”话题时的倾向，就可以清晰地划分出各自的省份，或者具体城市。因为在河南信阳、湖南岳阳、湖北襄阳……都常年流传着“迁都”到当地的说法，许多人会虔诚地想让你相信“这不是谣言”。
北京在理论上从来都不是最佳选择
无论如何，此次保定从“功能”上变成首都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也“粉碎”了在中国周期性出现的“迁都”学说。
换句话来讲，就是以往的“迁都”学说从来绝少将保定纳入观察视野。因为他们认为，从每一个数值上来看，保定，包括北京都偏离了中国的重心。
比如一项由中山大学副教授钟晓青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我国生态中心计算方法及定迁都生态安全损益分析》，从技术角度拆解分析了定都北京的利弊，以及未来迁都的可能性。
这里稍微提一句，回顾定都北京的过程，当时的决策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时的内政外交情况。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另一方面，《北京档案》杂志刊载的《毛泽东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重要决策》披露，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询问王稼祥新中国定都何处，王稼祥答北京，“我认为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
而简单来说，这项研究建立在假设中国的首都应该位于“重心”的位置—版图的重心、人口分布的重心、经济总量的重心等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