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当时的内部形势来看，淞沪抗战爆发时，正是“宁粤分裂”刚刚结束之时。粤方，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区司令。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都是陈铭枢的旧部。
无疑，他们对导致淞沪抗战失败的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十分不满。
虽然蔡廷锴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对“虹口公园爆炸案”只字未提，但是他在记载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来密谈的细节时，依稀提到了一些相关内容。
范志陆说：“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最好办法，如能成功，收效甚大。”
蔡廷锴问有何办法，范志陆回答：“敌方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乃以炸弹对付。”
蔡廷锴嘱咐：“如果系间接办理，不成问题，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会弄成国际交涉。”
从这段对话，可以推测，蔡廷锴至少是事先了解“虹口公园爆炸案”计划的。
“陈、蒋、蔡三人秘密商量后，决定在1932年4月29日趁着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时，制造爆炸，把日本海陆军高级将领一网打尽。”沐涛说。
此时，这个谜案中的一个争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上海的暗杀大王、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
石源华认为，因为当时正是中日两方停战会谈之际，爆炸的事情必须做在暗处，所以陈铭枢找到了王亚樵，希望由他派人实施。
因为祝捷大会不允许中国人参加，参加者只能是日本人和在沪韩侨，王亚樵领导的“铁血锄奸团”没法派上用场，所以王亚樵就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在上海的安昌浩，安昌浩又出面请在上海已经组织起“韩人爱国团”这个暗杀组织的金九具体实施。
“中国的军方筹集了4万元军费，通过王亚樵转由安昌浩交给金九，作为这次行动的活动经费和善后经费，其中的2万元用来制造炸药，剩下的2万元作为抚恤金转给了尹奉吉的家人，但是这个细节没有特别凿实的史料来支撑。”石源华说。
而沐涛则认为，王亚樵可能压根儿就没有参与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