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的12次谈话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人们看到的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是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提交的，其中难免有片面和责难的倾向，因而研究者在利用这一文件时大多也过于关注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其实，全面阅读米高扬关于这些谈话给斯大林的报告，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除了要求援助(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方面)，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反复和明确地表现出亲苏的立场，特别是毛泽东，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中共领导人还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与苏共站在一起的决心。毛泽东多次声明：中国共产党还很幼稚，并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米高扬是第一位访华的苏共高级领导人，这次访问促进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与此同时，苏联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越是临近全面掌握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在经济管理方面是个难题，也就越感到需要苏联的帮助。另一方面，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亲苏立场，却还不知道苏共将来对中共政权究竟采取何种方针，而这决定着大规模苏联援助是否能够到来，何时到来。为此，毛泽东需要尽快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
6月2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这次历时50天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详细提出请求苏联帮助和援助的事项;对苏联政府和苏共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做出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毛泽东。这表明苏共此时已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Stuart)，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毛泽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
从共产党人的理念出发，中苏都认为结成同盟的首要条件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斯大林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毛泽东则竭力表明中共愿意加盟社会主义阵营，但从上述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注重的是双方联盟是否符合各自的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中苏领导人在西柏坡确认了双方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至于未来国家利益方面，斯大林和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共同认识，在这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惟其如此，在这两次中苏高层会晤中，双方都努力寻求在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而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回避、搁置或暂时退让的方针。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