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早在1948年1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N.Roshchin)就对南京表示苏联愿意安排国共和谈，直到年底，升任大使后的罗申还在为此活动。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情况也有明确记录。从苏联的处境考虑，斯大林在1948年希望国共和谈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中国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他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俄国档案显示，直到1948年12月，苏联仍然对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非常关注。不过，此时莫斯科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担心，即失去对中共的控制。苏联驻华使馆12月27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已不是意外之事”。同时，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如果说苏联最初希望国共和谈是缘于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担忧，那么到1948年的年底，这种疑虑已经转向美国的政治干预，特别是与中共建立起某种关系。毛泽东的强硬态度无疑更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
应该说，斯大林来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保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但是，与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时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并非性格使然，而是因为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可以控制中国局势的发展，而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此外，得知美英等国决定不参与调停，继续对中国采取观望态度，也减轻了苏联的担忧。所以，面对中共的强势地位和强硬立场，斯大林很快就改变了说法。
无论如何，到1949年初中国问题开始进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了。笔者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每年数百个讨论的问题及做出的决议进行粗略统计发现，其中直接涉及中国或中共的议题，1945-1948年每年只有4-5个，最多时也没超过7个，而1949年便陡然增加到70个，1950年更多达132个(不算朝鲜战争)。这充分表明中国此时在苏联国际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不仅如此，斯大林也开始亲自主持对华事务。1949年初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A.Vyshinskii)在给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I.Kovalev)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Filippov)同志联系”。显然，要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把中共纳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担心其他人难以应对。而这时斯大林迫切需要了解的是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而重新确定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A.Mikoyan)以政治局委员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