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同盟的建立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中苏之间历经两个月的外交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在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利益冲突就表现为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尽量表现出对斯大林的顺从和依赖，但是在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却不敢掉以轻心。随着政权易手，中共在这方面的考虑越来越实际了。美国情报机构曾断定：尽管决定依附于莫斯科，“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越大，克里姆林宫为实现'国际主义控制'而介入中国的意向就越强烈，调和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分歧的困难就越大。最终，中国的民族主义很有可能证明比国际共产主义要强烈的多。”从大体发展趋势看，这个判断是不错的。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新政权不承认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最令莫斯科感到满意的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向北京派遣的第一任大使竟然是原来派给南京政府的大使，其用意显然在暗示苏联的看法：中国这两个政权在政治上对立，在法统上却应有继承性。毛泽东三番两次来电，直接或间接说明他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1945年条约的问题，并请求苏方给予答复，斯大林对此就是置之不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时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斯大林强硬拒绝的态度，毛泽东不为所动，既不回国，也不露面，以至西方盛传他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无可奈何的斯大林只好让步，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但斯大林心思缜密，为新条约做了充分准备。在毛泽东游览冬宫、周恩来尚在路途之时，苏联便组织外交和法律专家起草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议定书，其实质在于形式上废除旧条约，而内容上保留大部分旧条款，这主要反映在有关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上。1月26日收到苏方的草案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给以全盘否定，并很快提交了中方重新起草的完全对立的协定文本。斯大林最初怒不可遏，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两天后苏联外交部返回的修改本已经非常接近中方的草案了--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让步。
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苏联取得了中长铁路的经营权、旅顺海军基地的租赁权和大连行政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实现了自沙皇时期俄国人就一直梦寐以求的远东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基点就是获取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涉及苏联在亚洲的基本安全利益和重大经济利益，所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此异常警惕，始终不愿松口。对于中共而言，如果不能废除1945年条约、收回东北的主权，那么就无法向党内说明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情操体现在哪里，也无法实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承诺，更难以对国人解释中共采取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合理性。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也要逼迫斯大林做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