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所以两次被迫做出让步，固然与毛泽东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和周恩来机动灵活的外交手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关头，美国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仅陆续撤走了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直到1949年底，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国民党政府迁台和毛泽东访苏后，美国对中国问题做出明确表态已经迫在眉睫。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直接对话，辩论对华政策。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得要久。因此，应该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国务院则认为，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如果此时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降低，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而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的立足点应该放在“中苏之间必然爆发的冲突”上。争论的结果是，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演讲，公开宣布了美国刚刚确定的对华新政策。
中苏结成同盟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既定方针，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共政权的稳定，特别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离开苏联的帮助是很难实现的，而苏联的远东安全则有赖于中国的加盟。在这种态势下，当中苏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时，美国的态度和立场就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挤压和逼迫的政策，则中国只能屈服于苏联，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宽容和拉拢的政策，则中国自然可以对苏表示强硬。华盛顿选择了后者，所以斯大林不得不做出让步。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交往中无形的第三者”(87)。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因为中苏之间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坏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是可靠的同盟，就可以保障苏联东线的安全。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自然，斯大林也在考虑补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