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富有，康家还是要孩子遵守那个时代的规矩。康国雄说自己很少被允许坐家里的汽车，上下学都是搭公交车，或者干脆走着，因为在举国倾力抗敌的1940年代初，乘私车上学的富家子弟会被同学们大声提醒“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光我家这样”，在康国雄的记忆里，“那时候好像就没有资本家敢让孩子坐私家车上学。”
关于家里的情况，康国雄也曾被蒋介石片片段段地问及，不过直到两人认识挺长时间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得知康国雄的背景。“你姓康，那你和康心如是什么关系?”有一次蒋介石问康国雄。“康心如是我爸爸，”康国雄答。蒋介石这才恍然明了，“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于右任要走了姑父的女佣
在当时的重庆乃至中国西南，康心如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是四川“美丰商业银行”总经理、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
康心如是老同盟会会员，并曾和后来长期任《大公报》总编的张季鸾共同办报。1922年，32岁的康心如与美国金融家合作于重庆创建“美丰银行”，成为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五年后，康心如将美国人的股份全部收购，由此使“美丰”转为华资银行。康心如对发展民族实业极为热心，故利用“美丰”的雄厚资力在重庆建设了自来水厂、电力公司等不少基础设施。时至抗战爆发，大量人口从沦陷区涌入重庆，城市的水、电需求随之猛增，而相关供应得以足力支撑，可说康氏厥功至伟。1939年7月，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成立，身兼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的康心如，因当选议长又开始在政界显露头角。
对于这样的实力角色，蒋介石自然不会轻视。1940年7月某天，康心如收到一封信，内称：“心如先生大鉴顷奉，委座谕请先生于便中驾临南岸官邸一谈”云云，落款是“弟陈布雷敬启”。康心如见蒋介石有邀，随即回信应约并如期赴会。不久后的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陪都。原来，以重庆为陪都的建议正是由康心如首倡，蒋介石约见康心如则专为与他商量此事。倚重之外，蒋介石对康心如还多予礼遇。1945年日军投降后，重庆市民曾于9月3日举行庆祝大游行。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最高军政首长身份坐在检阅车队的第一辆车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且非国民党员的康心如被安排在第二辆车上，重庆市长贺耀祖反倒屈居第三。
然而，概因是未脱文人性情的银行家，康心如总是刻意同官场保持距离，虽然与他交往的达官显贵几令康宅户限为穿。
抗战开始后，有一天康国雄听家中佣人问“订好的酒席送哪里”，康心如说送到歌乐山孔祥熙家，细打听方知，康心如与孔祥熙素有交情，自从孔祥熙当上行政院长，康心如便不再与其联系。“现在他下来了。明天是他生日，我给他做个生!”康心如行事如此，康国雄说父亲重情，但从不巴结权贵。
那些年里，康心如每周六从重庆市里回汪山别墅。傍晚，康国雄的母亲通常会在客厅的方桌上摆好扑克牌和茶水，为了营造氛围，还要特意点上几支蜡烛。准备完毕，康心如在桌子的一侧落座，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的刘航琛、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范绍增、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各占一边，然后便是“罗宋”、“梭哈”等各色赌法齐上，直到周日清晨才散去。当时刘、范的关系并不融洽，而康国雄却没看出两人有什么矛盾，他觉得这可能是父亲不谈政事只愿玩的缘故。然而爱玩的康心如却是赢少输多，在章君谷先生撰写的《杜月笙传》中有一则传闻，说在一次豪赌中，康心如竟把“美丰银行”输给了杜月笙，但那实在只是传闻。
最与康心如交好的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早在1910年康心如加入同盟会时，于右任就是介绍人，而且在自己上海的家里为康心如主持了入盟宣誓。抗战爆发后，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迁居重庆，从此更与康心如往还不断。于右任是草书大家，康心如因此曾请“于大哥”为“美丰”题写行名。或许是为了方便识读，于右任把“美丰商业银行”几个字写得甚为工整，而这也成为于右任少有的非草书珍迹。平时，于右任有空就会来康家坐坐，康国雄喜欢摸于右任的大胡子，于右任则称康国雄“康家娃”。由于偶尔也在康心如家小住几日，于右任对康家上下都算熟悉。抗战胜利后，于右任在离开重庆之前向康心如提出，要把康国雄大姑父的女佣阿英带走。康国雄大姑父觉得两人年岁悬殊，所以不太愿意，但阿英本人却乐得作于右任的如夫人，最终，于右任经康心如同意把阿英带回了上海，后来还和阿英生了个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