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毛泽东另一次评点《隆中对》的，是《古文辞类纂》收录的苏洵的《权书·项籍》一文，并涉及诸葛亮为刘备集团提出的另外一个发展战略。
苏洵认为，诸葛亮只以关羽守荆州而以主力到西蜀建立根据地，很难实现两头兼顾的目的。孔明以为有高山险隘相阻，就可以免于灭亡，而实际上西蜀之险，守不可出，出不可继，保证安然偏于一隅都很困难，以此为根据地图取中原就更不可能了。苏洵还形象地举了一个例子：要成为富人，必须占据四通五达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赚到一点小利，就藏在家里，天天守着，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来了大盗，又怎么知道真的不会失去呢?
毛泽东赞同苏洵的这一观点，并批注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对《隆中对》在战略上的这个失误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兵法曰：“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因此，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方，特别是己方处于劣势时，主动调动敌方而不被敌方调动，使己方兵力相对集中，敌方兵力相对分散，各个歼灭分散之敌，便成为用兵者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然而《隆中对》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违背了这一原则。按照《隆中对》的部署，刘备“跨有荆、益”之后，将面临这样的形势：既要派兵守卫荆州门户，又要费力经营川蜀;“一旦天下有变”，还要兵分两路，进取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刘备则“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更为不利的是，荆、益两州相距千里，更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相隔，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两路兵力很难相互呼应，协同作战。真可谓“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待到后来，关羽镇守荆州，守卫门户;孔明留守成都，巩固后方;刘备驻守白帝城，以应东、西之变，更是“三分兵力”矣。倘若实力足够强大，客观条件对自己足够有利，则二分、三分兵力或当无妨。但实际上，从当时实力对比看，蜀国力量最为薄弱(汉末十三州，魏占其九，吴、蜀各占其二)。本就力量单薄而客观条件又不允许，却二分以至三分兵力，正如毛泽东所言，“安得不败”?
毛泽东深谙中国古代兵法，经常强调“一个拳头打人”，并且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导演了多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对于《隆中对》在战略上的失误，当在深谙之中。
英国学者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称毛泽东“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对《隆中对》的这两次评点无疑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评价。在皖南事变后极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着眼长远，着眼全局，以刘备违背《隆中对》确定的“联吴抗曹”方针导致兵败之典故，教育全党分清矛盾主次，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的过人气魄;而在赞同苏洵文章的批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刘备之败“其始误于隆中对”，认为《隆中对》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是一个战略失误，道前人之所未言，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伟大军事家的独到眼光。
回味毛泽东对《隆中对》一褒一贬的评点，褒其之所是而贬其之所错的辩证分析，从方法论上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