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向其提出的兴复汉室、谋取天下的战略策划书。而此后刘备正是根据诸葛亮的这些策划，建立了蜀汉政权。因此，这篇名文颇为后人津津乐道。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毛泽东对此文曾经有过两次评点。
一次与皖南事变有关。
1941年1月，国民党在皖南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消灭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后，针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借用刘备伐吴战败身亡的典故教育全党。他说：三国时期，蜀汉所据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和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
在这里，毛泽东对《隆中对》确定“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是赞许的。诸葛亮通过对当时天下形势的深入分析，区别了各种矛盾的主次，抓住曹刘这一主要矛盾来制定刘备集团的发展战略，进而明确“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方针。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通过赤壁之战等多次战役，刘备成就了一番政绩，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但在处理诸多具体的矛盾关系时，能不能始终看清主要矛盾所在，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稍不冷静，就会铸成大错。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但关羽刚愎自用，与东吴交恶，结果败走麦城，身首异处;之后，刘备不听劝谏，感情用事，出兵伐吴，颠倒了矛盾的主次，破坏了孙刘联盟，结果兵败彝陵。
联系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举这个例子，意味深长。皖南事变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认为，皖南事变可能会“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所以应该对国民党立即进行全面反击。这种想法事实上没有摆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位置。当时，党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全国各派力量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皖南事变固然使阶级矛盾在局部领域激化起来，但整体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并没有变化，因此，正确的选择是对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以达到在斗争中求团结的目的。否则，“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因此，毛泽东这个时候以刘备兵败东吴为例，就是告诫全党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统一认识，以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