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碧城“夫家”却起了戒心：她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能量，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于是提出退婚。吕家自此劫难后门衰祚薄，孤儿寡母，势单力薄。那时女子订婚身不由己，而被退婚则视为奇耻大辱。这段痛苦的经历，在碧城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成为她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自此萌发了对封建制度的无比痛恨。
连遭失夫与女儿被退婚的双重打击后，生活无着落，吕碧城的母亲便带着4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投奔于塘沽任盐课司大使（盐场总管，八品官，不是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1903年春，戊戌变法深入人心，维新思想狂飙突进，因不满闺中灯影小楼、书艺墨魂、粉黛丝竹的生活，一心想逃脱藩篱，20岁的吕碧城有意到天津“探访女学”。
外甥女要入新学，遭到守旧的舅父的严词骂阻，说女孩家应在家中“恪守妇道”，引起吕碧城的极大激愤，她第二天便逃出了家门，踏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她身无分文，就连行装也没来得及收拾。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火车上遇上一位好心人——天津佛照旅馆的老板娘，当她了解到吕碧城的情况后，便将她带到自己的家中住了下来。由于吕碧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便四处转悠。她无意中得知舅父署中秘书方君的夫人住在天津滨江道的《大公报》社，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来津的种种情况，情真意切地寻求援助。
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吕碧城时来运转。这封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看到了，他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也为她信中的文采所倾倒，连连称许。英敛之，名华，号安蹇斋主，立宪党人，倾向维新，才华横溢，他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