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登明说，传销的变种不断出现后，他越来越觉得现在对于传销这块的法律规定跟不上形势，“往往是出现了某种新传销形式，立法系统经过一系列调查，调查了两三年，法条出来之后，已不适宜现在的形势。”
立法速度与传销者改头换面速度形成对比。姚登明说，这些年，因为传销形式不断变异，每一次针对传销案件的开庭，一些传销者都会旁听，“他们会去了解究竟是为什么被法院认定犯罪，想去规避。”
人手不足是困扰打传的又一难题。姚登明称，以广西为例，打传以前属经侦管，但传销罪只是经侦负责的89种罪名其中之一，有限的警力还须负责其他经济案件。
打传支队成立后，队员可专门去办打击传销的事，“但我们人手太少了，支队总共五个人。”姚登明称，打传需要专业知识，需花时间去研究，否则无法办案。为此，他们多次要人，去年来了两个，培养了很久，本想今年就能够上手用了，不料一人调任其他部门，另一人干脆放弃公务员去了国企，“都知道在广西打传是个苦差事，没人愿意来。”
“过年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传销人员都回家了，一下子没了举报，但等过完年，举报投诉一下子又铺天盖地。”姚登明称，他每天都要接到3个左右的举报电话，疲累不堪。
在姚登明看来，在当前形势下，除了让更多人知道传销给参与者带来的恶劣后果外，也应让犯罪成本增高，“为什么台湾、澳门没人传销?台湾把介绍传销入罪，我叫你来搞传销，这就要追究责任，还有谁敢做?台湾将传销罪叫做吸金诈欺罪，这个罪名里，谁只要从不特定人群中骗到一分钱，都叫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