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骋说，一直以来，退役士兵安置被当成一项政治任务，运用行政手段实现社会资源的统筹配置，往往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然而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弱化政府配置资源职能，强化市场调节功能，这就形成了拥军优抚安置工作任务要求上政治化与政策保障上市场化的矛盾。他特别强调，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以户籍性质区分对象待遇的政策逐渐失去运行基础；同时，城乡有别且待遇差别较大，容易产生贡献与待遇不对称，也有失公平公正。
对于201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以及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的新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孙绍骋指出，其重要意义在于闯出了“以扶持就业为主，发给退役金后自主就业、政府安排工作、国家供养、退休以及继续完成学业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城乡一体化”的退役士兵安置新路，实现了安置体制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安置制度从城乡有别向城乡一体转变，安置方式从单一指令性向多元化安置转变，安置保障从以地方为主向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转变。这一改革，是建国60多年来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一次根本性、体制性变革。
水涨船高，优抚经费去年已达近300亿元
优抚工作直接服务于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牺牲贡献的功臣，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孙绍骋强调，优抚是一项特殊的服务保障工作，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必须维护和发展好广大优抚对象的权益。
孙绍骋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优抚保障的投入也水涨船高，持续增加。国家先后将带病回乡退伍军人、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部分老烈士子女、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等，纳入国家定期抚恤补助范围，享受对象人数由400多万人增加到近1000万人。连续18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准，连续21次提高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每年增幅达15%－20%，优抚经费由2000年的1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近300亿元，增长24倍；建立了烈士褒扬金制度，烈士遗属一次性褒扬和抚恤的最低标准由6.8万元提高到100多万元，从根本上解决了烈士抚恤补助标准偏低的问题。
孙绍骋还谈到，国家在持续增加优抚保障投入的基础上，明确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的定期抚恤金标准参照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确定，残疾军人的抚恤金标准参照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确定；残疾军人等级由原来的“四等六级”调整为“一至十级”；建立新型优抚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医疗报销标准，全面推行“一站式”即时结算机制，极大方便了优抚对象就医，有效解决了优抚对象看病看半天、报销报半年的问题。
精神引导，全民国防观念和军人军属荣誉感不断增强
和平时期“参军冷”“征兵难”现象广受关注，这与长期和平环境下，全民国防观念和拥军优属意识淡化、军人军属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降低不无关系。
孙绍骋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和克服偏重物质保障，对精神引导方面重视不够的现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拥军优抚安置工作在注重营造良好氛围，加强精神引导方面加大了力度。
孙绍骋说，各地各部队坚持把双拥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部队全面建设的总体规划，纳入军地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单位目标管理责任制，纳入干部绩效考核内容，健全党委议军、军地联席会议、军地合署办公等制度，军地各级各部门重视双拥、支持双拥、推动双拥的热情得到有效激发。继1991年邓小平同志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题词后，2003年1月江泽民同志又为全国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题词，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10多次集体接见全国双拥模范代表，以创建双拥模范城（县）为龙头的群众性双拥活动蓬勃发展，科技拥军、智力拥军、文化拥军和“两新组织”拥军等创新实践深入普及。
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将累计投入200多亿元，利用4年时间把原来由建设单位管理的61万座散葬烈士墓和1.2万座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全部纳入国家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体系，迁葬至烈士陵园实施统一管理保护，让散落在山间乡野的英烈们“回家”。军地多个部门积极协调、统一行动，在基本摸清我国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建立境外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机制，以在朝志愿军烈士陵园保护为重点的境外烈士保护工作进展顺利。广泛开展烈士史料的抢救、保护和编纂工作，制作展播了反映全国重点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和管理保护的《华夏丰碑》专题片，编印编纂了《革命烈士英名录》和《中华英烈大辞典》。这些举措，对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军人军属荣誉感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