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间一起发生在上海的火灾，让两名年轻消防员因公殉职，人们因此扼腕，也对群租再表担忧。不能任由群租问题无限期延续下去，而应通过疏堵结合、加强住房保障的托底工作等手段，最终治愈这一城市“顽疾”。
因为住处拥挤不堪，电线密集杂乱，人员身份复杂，群租房往往是火灾、偷窃等事故案件的高发区。一些城市出台和修订法律法规，并通过专项行动、联合整治等行政措施加强治理。但现实中不少地方陷入“治-乱”循环的困境：短期内，群租有所收敛，但一旦监管放松，又去而复返。
解决群租应该转换思路。一方面，要坚持依法管理，尤其是要在消防、卫生等公共安全方面划定底线，严查违法出租行为，尤其是要强化对中介、“二房东”等责任方的监管，形成“硬约束”。另一方面，必须意识到面向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和外来务工者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中低端住房租赁需求十分庞大，解决他们的合理租房需求应是化解群租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这部分住房困难人群来说，市场化的商品房遥不可及，高房价推动的高房租也让他们倍感吃力。今年年初有报告显示，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蓝领合租的租房成本均超过月收入的30%。为进一步降低租金，他们从合租到群租也十分普遍。对许多群租客来说，廉租房要有户籍才能申请，公租房数量远远不够，选择群租也是无奈之举。
住房是民生之要，提供没有户籍差异的基本住房保障，是政府应当履行的公共职责。必须对蜗居在城市的群租客们多一些温情和庇护，并通过加快公租房供应、拓宽保障房对常住人口的覆盖面等手段，为更多住房困难人群提供实实在在的住房托底。这些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太多太多，而且相当急迫。
同样是高房价、人口密集的香港地区，其公屋制度的做法可供借鉴。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房屋数量紧缺、条件恶劣的情况下，香港建立了具有住房救济性质的公屋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居住在公屋中的香港居民已有30%。这项制度也还有需要完善之处，但政府在解决住房问题上体现出的决心、担当和制度设计，却是值得学习、借鉴的，其长期坚持的耐心也是值得效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