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北为国家战略后方，是国民党中央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孙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蒋介石也曾于北伐战争期间提出，革命政府应该“视西北的陕、甘、察、绥和西南的桂林、成都”为根据地，认为“中国革命发展之途径，当由西南延长至西北，据此大陆，以与帝国主义者在东南沿海、沿江、沿铁路而至之侵略形势相抗拒，造成中国大革命之决战场”。
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构想是，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西北与中原。
为了建设西北后方，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还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大业”，所以对西北的建设规模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仍在对外关系演说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在他对中日力量悬殊的对比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军力远差于日本，战必败。这种心态直到大西南确立为抗战大后方时才有些微转变。
选择
对于以西北为后方，当时国中人士意见并不统一。如蒋百里在1935年主张应以湖南作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中心地带，而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乌克兰”在华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蒋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为抗战大后方的想法也并未完全成熟。尽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当之无愧的国防战略要地，且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资源的相对匮乏也限制了其作为大后方的条件。
以抗战大后方的标准，对西南和西北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是具有很多优势的。从地理环境看，西南地区群山环抱，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来犯的东、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与展开。实际上，抗战八年期间，除空袭外，日军从未真正对四川构成直接威胁;从经济环境来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称的四川明显优于西北，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与国际交往的因素来看，西南地区向北可联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获得盟国支援，尤其是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敌手，国民政府与外界的海路联系全部中断，大西南与外界的陆路联系成为当时唯一通向世界的门户。此后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均证明了西南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尽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抗战大后方的更理想选择，但直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它真正列入实质性的考虑之中。因为此时的西南地区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这种状况在1935年发生了彻底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