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晨醒来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