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建党伟业》那样把所有纷乱的“前因”都归结在自己这个“果”上的奇怪做法，《辛亥革命》至少态度端正得多。甚至可以说，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不管是电检制度或是思维桎梏，在讲述一百年前那场革命事件时，虽然电影一再强调了其必然性与伟大性，却总是不自觉地营造出某种历史的悲凉与无奈来。这种矛盾的感觉，让电影本身的叙事变得平庸，却又无端地生了些反讽的意味。
不知道是王兴东，还是张黎，抑或是成龙，想看到这样的情况。
100年前的那次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教科书里是被浓墨重彩地定性为伟大革命。但就这事件本身前后的故事性看来，却是编剧面前一个棘手的难题。
它谈不上有一个漂亮的开头，以武昌起义第一枪来说，这件事的偶发性实在明显，当然偶然中包含着必然，当时的矛盾已经一触即发。而连锁反映出来的暴力行为，确实又和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电影故事里强调了他在海外游说四国银行，以掣肘清廷的军费开支的过程。这件事当然是重要的，不过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并切割羊肉的那场戏，委实写得小家子了一点。为了保持孙的盎然正气一面，让他的台词不能太实际太利益化，但如果你说空话有用，那么等于承认列强们的道德感是非同一般的。要把握好，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