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国际法、国际道德本质上是强者的意志。国人对国际法的理解大多还停留在传统主权观(对内最高、对外独立)、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上，与西方的理解包括反战观有差距。我们的理解也要与时俱进，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一国政府的国际合法性已提上议程，传统国际法迟早要修改。
再次，伊拉克战争表明，国际法、联合国不能保障小国的安全，这会刺激其他被美国列入“邪恶轴心”或“无赖国家”名单的国家想方设法寻求自卫能力，尤其是加速发展核武器，以威慑美国。这就给国际局势造成危险的后果。
记者：战前法国、德国、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的立场，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这三国的态度出现微妙的变化。萨达姆倒台后，这三国将如何调整对美国的立场?
王：大国关系经历了“9·11”事件后最严峻的考验，但“和而不同”的总体态势不会变，这就是这些大国保持与美国有距离合作的原因。美国的力量优势决定了其他大国迟早要与其和好，但由于与美国的利益、观念分歧，这些国家要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软制衡，以追求和显示自身大国地位和大国形象。这些国家认识到，反恐时期的美国并非常态，过于靠近、迁就美国，也会惹来恐怖袭击的杀身之祸。
具体讲，战前这些国家是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的主要得益者，与伊拉克有着大量的债务、石油开采合同等瓜葛(而美国一直打不开伊拉克的石油市场，这也是其对伊动武的原因之一)，阻止战争既合民意，又在提醒美国他们的利益关切;但是战争一旦打响，他们就只能以减少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希望萨达姆早点倒台，既对国内有所交代，也向美国示好，至于主张联合国在战后重建中的主导作用，完全是指望恢复既得利益，美国对此当然反感。
记者：战后，美国会如何处理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