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跟她不同的观点是什么?
野岛刚：她跟权力的距离。我个人不太希望她去当什么部长。比如说你是个作者，我也是作者，那我不要当官。我觉得文化人或作家需要一个独立的心态，任何权力都没有办法控制我的那种心态，但她也是个很复杂的人：一方面喜爱、重视文化人的自由，经常批评领导;另一方面她跟马英九的关系很好，因为她本人的理想、野心，她选择做官，这点她没明确说明为什么要做官，但对她来说做官是一种自己的表现方式，但我有些无法理解。
文人当官是中国的规则吧?日本没有这种传统，而且日本从来没有什么官员，都是武士，日本以武士为中心的政治持续到近代，武士很少理解文化上的事，政治与文化相互分离。这与文人居于政治中心的中国有根本性的不同。我前阵在日本跟蒋方舟谈论作家应该要怎么过，我们两个意见一致地认为，作家不应该跟社会有太多交往，天天喝酒，讨好别人，我们应该过一种安静、单纯、有规则的生活，才会写出好的作品。
蒋介石的“以德报怨”
人物周刊：你的新书《蒋介石与日本军人》很快要在日本出版，介绍下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
野岛刚：这本书的采访一共用了7年，这个题比较难，收集资料、采访人物比较多，所以花了那么多时间。书的重点是讲蒋介石1949年以后的故事，蒋介石去台湾时思考为什么被共产党打败了，他知道是军队缺乏管理、思想和教育，这些最根本的军队训练不好，所以被打败，这是他的结论。他年轻时在日本受过军人教育，非常喜欢日式军人教育，所以他找了一些日本将领、参谋，总共83个，有个秘密协定，给他们好多钱，偷渡到台湾，在台北圆山饭店后边的山建一个军校，有点像黄埔军校。这个军队叫“白团”，在那里20年，对台湾国军的军人进行教育。这是个秘密的军事教育，因为日本人以前毕竟是敌人，而且对日本军人来说也有些违法，因为我们军人接受《波茨坦宣言》时，里面明确日本军官以后不要做公务机关工作，有这个条约，虽然是为外国服务，但还是在台湾为国民党担任教官，这是违法的，所以他们也是偷渡去的。“白团”这段历史一直是秘史，有人写过一点，但整个前后历史都没人写过。我通过查阅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台湾2011年才开放的蒋中正档案，还有采访这个计划中的一些军人——当事人还有几个活着，这些材料加起来做了这么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