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部队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住地。将军们到了这里就恢复了自由。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时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也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接到总理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不一会，秦基伟的电话便打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7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落实政策后，李成芳担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来还担任了国防部长。
颜金生过三关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们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审查完毕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这一关比较难过，因为有的单位把老将军们打倒的那些人还在台上，解放了老将军，无异于否定了他们的“成绩”。所以这些人总要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拖延。最难的一关是在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须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4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其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前先浏览一遍。每次政治局开会讨论老将军的解放问题，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当时政治局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以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江青的惯用手法，是不顾事实胡搅蛮缠，硬说那是错误的，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然后再倒打一耙，指责总政的甄别结论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保反革命，保走资派。这样，从下午7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12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3时才结束。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