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大度对待结论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将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奇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但是，他本人的大度，却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而正是在这一番反复之中，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护之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杨勇被打倒时，并没有被林彪一伙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便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也都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头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杨勇是田维新的老首长。
田维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时，杨勇是志愿军司令员。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有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指示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田维新还拿出总理的批示给杨勇看。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说：“你还要在结论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