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后，以反AB团为主要内容的肃反扩大化进一步严重，而所谓AB团分子几乎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1932年5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在谈到肃反工作时说：“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每一犯人，至少要用刑一次……总之，犯人不招供，审判的方法，就是用刑来对付。不招供，不停刑。”
用这样的方式去打AB团，自然使许多人屈打成招，而一旦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又必须把他所在同一级单位的“反革命组织完全招出……等机关内AB团组织完全供出，如供不出，则续刑追”。如此一来，“犯人不(就)在各机关捉熟人诬供，没有熟人的，则看见过某机关袖章上人名的，即据以招供”，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或把袖章上的名字涂去，或者将袖章放在袋子里面。在让所谓AB团犯人招供时，一定要提供一定数量的AB团同犯名单，如果招得太少，即认为不忠实，“甚至有开一名单向犯人提问的，有用暗示的方法，要犯人招供的”，凡被两个人供出为AB团，“不论事实是否符合，更不耐心去另找旁证证明招出的口供忠实与否，即将被供人拘来”。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此次反“围剿”从1931年7月至9月历时3个月)最激烈的时候，肃AB团“天天在行动中，而拘捕之人犯，又多无时间来审讯，于是把拘捕的人犯或被AB团供有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询问，如承认加入AB团的，即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AB团坚决分子处以死刑”。处决所谓AB团分子多在夜间进行，“如省保卫处曾于一夜处决六十个保卫队，兴国一夜处决三四十个”，“间有残酷办法，剖腹剜心(各县都有此现象)”。
这一段时间，打杀AB团极其草率，“对消极怠工分子，不采取教育的方式，提高他的积极性，不考察他消极的来源，一律认为这些分子都是AB团，有计划地来捣鬼，如夜间说梦话，不挑禾草，不去开会(胜利县)，因家中有困难，不愿意出席全苏会(兴国)等认为是AB团”而被扣，以至于一时间出现了人人自危的局面。由于许多机关团体的干部被当作AB团分子被肃掉，需要相应补充人员，但对于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原因是到了一个新单位，便有被供为AB团分子的可能。“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所以彼时的党团员如果没有上级来人参加，都不敢开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谁是我们自己人?
1931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检讨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会议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个文件虽然也肯定“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AB团一个致命的打击，破获了A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的政权”，但整个决议案的核心内容，是指出反AB团斗争的简单化和扩大化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