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某些说法太过直言不讳，与莫斯科方面的“宣传基调”多有不合，苏共中央经反复研究，只允许公开其中一小部分。1945年后，官方不再有兴趣强调普通军人的英雄故事，转而宣传“伟大领袖斯大林在这场英雄史诗般的战役中的光辉形象”。这样一来，“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整理的大约5000份档案，便深埋于苏联科学院的资料库内无人问津。
直到2001年，当时在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任教的赫尔贝克偶然听说了这些珍贵的史料，此后10年间，他多次奔赴莫斯科，希望让苏联军人的真实心声重见天日。
政治鼓动比督战官更管用
赫尔贝克努力的成果，便是《斯大林格勒协议》一书。其中包含了参战苏联军人的照片，他们的受访记录及相关背景。这些第一手资料，当然不会改变史学界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价，但确实修正了某些流传甚广的观点，首当其冲的便是前线“督战官”的传说。
毫无疑问，在战役进行到生死关头，双方都杀红了眼时，的确有苏联军人被同僚处决。时任苏军城防部队最高统帅瓦西里·崔可夫中将，便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承认，他亲自解决了几个“懦夫”——“9月14日，我开枪打死了一支部队里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之后又毙了另外两个旅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其他人见状，全都吓傻了……”
不过，按照赫尔贝克的说法，“阵前处决”的范围被高估了，这与纳粹德国进行的反苏宣传有关。仅就目前的资料而言，确定因“怯战”而被处决的苏联军人约为300名。
《斯大林格勒协议》揭示的情况是，苏军士兵甘于牺牲，“比德国人更可怕”的督战措施仅仅是次要原因，无处不在的政治工作对确保部队士气发挥了关键作用。配置到每个连队的政治委员，夜以继日地向士兵们喊话，要求共产党员身先士卒。
于是，尽管伤亡惨重，1942年8至10月间，苏军前线部队中正式党员的数量，还是由2.85万人猛增至5.35万人。政委们还利用战斗间隙，到处分发描绘“当日英雄”事迹的传单，上面有受表彰者的大幅照片。有时，他们还会把获奖者的肖像寄给他们身处后方的亲朋好友。
“必须承认，就整体而言，当时的苏联红军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队伍。”赫尔贝克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