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这是因为“四清”运动的许多提法都改变了，从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队和广大干部群众都不理解，都不知道“党内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该如何搞。大家无所适从，顾虑重重，生怕搞错了犯“反党”错误。农村、工厂发动不起来，连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艺界也搞不起来，《海瑞罢官》也批不起来。毛主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气愤，斥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开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并以“绝密”件寄去大字报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以学生运动为“好形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极具煽动力的口号鼓动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轰轰烈烈。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与康生、陈伯达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至于少奇同志为什么非要在工作组和群众运动问题上“顽抗到底”?王光美说，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纠正党风反对腐败时，历来都是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喜欢轰轰烈烈，而且是“放手发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轰轰烈烈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可以使热情变成狂热冲动，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时加强领导、正确引导，就很容易失控，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少奇同志敏锐地感到极左的危险，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控制局面，抵制极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终没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及其极左运动害得很惨。
关于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恶化的来龙去脉，王光美不赞成在孩子们的回忆文章中写很多。我们很理解，很尊重这个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