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百色城头升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翌日，陈昭礼和张云逸在平马宣告分别就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职务(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同时就任的有参谋长龚楚、副军长李谦和各纵队纵队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约3000人。
后来叛变的龚楚1955年曾出港版《我与红军》一书，书中叙述百色起义：“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人如下：1、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2、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红七军的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甚至没有逃兵。”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突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此时，张云逸军长领导的主力部队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还有部分是文职人员，情况十分危急。陈豪人与许卓、叶季壮等迅速组织反击，由于指挥正确，经4小时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百色保卫战获得胜利。广东省委来信对红七军作明确指示：“平礼兄(平为邓小平，礼为陈昭礼--笔者注)转前委：………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
被误解的上海之行
后来南宁之战受挫，陈豪人在凤山盘阳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调整战略部署，决定红七军第三纵队留守右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伺机和红八军会合;第一、第二纵队向黔桂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补给。会后，陈率红七军主力挺进黔南，进攻榕江县城，重创王家烈的“双枪军”。榕江之战是红七军创建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恢复了红军士气，且政治影响甚大。
陈豪人向中央建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1930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命邓小平重返广西任此职。
6月，邓小平从红八军驻地经东兰到河池，与陈豪人会合，出任军委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中负全责。陈豪人任军委常委兼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军委决议。
党内意见虽有分歧，但陈豪人与邓小平在工作上配合得当。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豪绅化的领导“把持了党及政权，办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选举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陈豪人当选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会上在争论中，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拔奇)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中央)，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