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天，彭德怀到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开会。当他得知一些漂亮的小洋楼是专给高级干部准备的，而且多数一年到头都空闲着时，他半夜起来，围着那些长年空着的小楼，不停地转着看了很久，越看脸色越沉重。
离开景区时，他语重心长地对负责人讲：“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地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人们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才怪呢!”
陈毅：“这个条子我不能写”
1950年春，陈毅的妹妹陈重坤随同父母亲从四川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重坤天真地想，二哥是大上海的市长，我可以靠他享享福了。谁知，住了一段时间后，陈毅对她说：“新社会要自食其力，不能当寄生虫。”不久，重坤又提出让二哥写张条子，让她上大学。陈毅说：“这个条子我不能写，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后来，她参加考试，考取了上海卫生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两年后，重坤还是想上学。正巧，上海办起了速成中学。于是，重坤又要求二哥介绍她去学习。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那些能上速成中学的都是解放区的有功之臣，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呢?”
1954年，重坤在南京结婚了，夫妇俩住在一间平房里。后来又有了孩子，再加上婆婆公公等，一家六口人住一间20平米的房子里。1964年，重坤写信要求哥哥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调整一下住房。陈毅接到信后，叫秘书把信转到了信访部门，自己并没有过问这件事。后来，陈毅去南京出差，专门把重坤夫妇叫去批评说：“你们有困难应向组织反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应该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能增加困难。”就这样，重坤一家在这间平房里一直住到1969年调离南京。
1958年，陈毅的父母从中南海回四川成都安家，临行前他特地嘱咐送行的负责同志，千万不要惊动当地领导。后来，工作人员帮两位老人在成都兴隆巷租了两间平房住了下来，成都部队和成都市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人知道陈毅的父母就住在成都。直到1959年周总理路过成都，向当时的成都部队司令员贺炳炎问起陈毅父母的情况时，他们才知道这件事。
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都时刻提醒自己并教育亲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为人民谋幸福，权力是人民给的，应用来替人民办实事，不能用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才深深地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