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也倾吐出心中的不快：“游击战有什么不好!红军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从井冈山打到中央苏区，我们就靠这个拿手好戏。现在好了，要打正规战，拿什么与人家相比?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应该说，两位红一方面军的主将说的都是真心话，因为他们从战争的实践中领悟到了游击战的真谛，因而对刘伯承的文章大为反感。这件事使他俩对刘伯承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不佳印象。
接下来是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发生了红三军团攻打南丰受挫的战事，使彭德怀更是视刘伯承为洋派教条主义的前台人物。
这时期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名义上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前方局指挥，但博古等人一来就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提出红军渡过赣江首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攻南丰，并要求“前方同志必须站在一致的路线上，绝对地执行这一战略计划”。周恩来等人经过了认真的分析，很不赞同这种战略，几次电告博古，反对攻打南城、南丰。而博古和项英、任弼时等后方局成员根本听不进去，于1933年2月4日语气严厉地电告周恩来等：“此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在这种情形下，前方局只得于2月7日作出攻打南丰的部署。周恩来愤慨地与朱、王联名再次电告临时中央，表达自己的心情：“应该给前方局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
担任主攻南丰的是红三军团。彭德怀在接到命令后大为震惊，在电话中对周恩来抱怨说：“哪个出的鬼主意嘛?这南丰城易守难攻，我们才这么一点穷家底，打得下来么?”
周恩来也有难言之苦，只能相劝：“彭军团长，这是中央的决定，命令都下达了，还是打吧。”
“打吧，不把三军团打光他们是不甘心的!”彭德怀怒气冲冲地放下了电话。
果然不出所料。2月12日傍晚，红三军团向南丰城发起攻击，守敌凭借坚固工事猛烈反击。红三军团激战大半夜，城外的敌堡摧毁尚不及一半，就伤亡了400多人，牺牲三师师长彭敖和两个团长，红军的进攻完全被敌人的火力所压制。
彭德怀接到报告，心如刀割，一夜就折损了400多官兵，这可是红三军团经受不起的重创呀!他跺着脚骂道：“照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本都要打光了!么子正规战、攻坚战，全是刘伯承在瞎指挥!由着他这样搞下去，我们打得个鬼赢?!赶快给我撤!”
周恩来等人了解到战讯，也是心痛不已。更为严重的是：增援之敌已纷纷出动，企图从三面合围攻城的红三军团。面对攻城红军有被内外夹击的危险，前方局当机立断，不待请示临时中央和后方局，就传令红三军撤出南丰战场。
其实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也是不赞同强攻南丰的。他认真研究过周恩来于1月21日发给后方局“我们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取二南”的电报，认为前方局是有发言权的，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当夜，他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项英讲了，但他们听不进去。不过，彭德怀对此毫无所知。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关键时刻周恩来等人拿出无畏的勇气，毅然作出一系列调整，指挥红军开展灵活的游击战，最终取得了歼敌3万、俘敌逾万的重大胜利。彭德怀不明刘伯承反对强攻南丰的真相，因而把这一错误的战略指挥，算在了刘伯承的头上。
事情还不那么简单。战后，彭德怀对刘伯承批评“游击主义”大为不满的这些话，传到了刘的耳里，这位总参谋长并不怎么生气，却也说了一句：“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的现象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有什么不好的?”不料这样的话又被传播者传走了样，容易急躁致怒的彭德怀听了以后，自然在心里增加了几分恼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