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自然也很快影响到专家援助政策。点燃赫鲁晓夫愤怒炸药的导火索是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表现。赫鲁晓夫本想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迫使中共“低头认错”。结果却是双方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于是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
至于赫鲁晓夫决心撤退在华专家的更为详尽的原因，1960年7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曾作报告。报告认为，中共“表面上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只是把这一原则看成为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共违反与苏共关于不在两党之外暴露双方分歧的约定，“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报告指责中国在1960年4月“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其次，报告认为中共中央采取了宗派主义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拉拢他们“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
由此可见，苏联撤退专家并非背信弃义如此简单，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的“顽固不化”恼羞成怒，试图以此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莫斯科屈服——莫斯科的新路线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毛泽东则坚持斯大林时代的武装斗争和输出革命的方针。当然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之前，中国已经要求对苏联的专家做缩编了，对此也有心理准备，苏联向中国照会后，毛泽东说：“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也要走这个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