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字擎宇，别字九光，安徽合肥人，1889年生。早年与朋友结拜为兄弟，排行第九，人称王老九。自幼性情刚烈，向往荆轲、聂政，以侠义自许，以改造社会为己任。1913年到上海做苦力，不久打出一片天地，成为拥有千百门徒的“斧头党”头领，从此开始其背景复杂、行动隐匿而令世人瞩目的暗杀活动，被称为“暗杀大王”。
1922年，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而明争暗斗。卢以亲信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齐则委爱将徐国梁为上海警察厅长。卢为剪除齐燮元的臂膀，欲觅侠士以杀徐，时上海斧头党首领王亚樵与卢公子筱嘉已熟识，且豪爽仗义、敢作敢为，卢永祥乃托王杀徐，并交王二万元为经费。
王亚樵承诺后，即召集心腹徒众等，取一万元分发，限一个月内完成任务。然而这些帮会徒众均是上海的“三光码子”(即吃光、用光、当光)，有了巨款便先去四马路(今福州路)吃喝嫖赌，三个星期过去后，徐国梁的一根毫毛也未损伤，王亚樵急了，将徒众招来训骂一顿，又掷出五千元，限一个星期必须取徐的人头。两日后，王徒郑益庵侦得徐国梁每日下午必至大世界对门的温泉浴室洗澡，王亚樵大喜，即与郑于1923年11月10日下午到该处守候。当徐浴罢出来，正要上车，王、郑双枪并发，弹中要害，徐国梁被杀。王亚樵为卢永祥除一心腹大患，卢为酬谢，除再赠重金外，委王为浙江别动队司令。
当时，孙中山致力于反直(曹锟)三角联盟，知王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交厚，特请王负责联络，因此，王亚樵此时亦十分活跃。但到1925年春，卢永祥兵败下野，王的别动队也只得作鸟兽散了。接着，他先去河南投奔胡景翼，得了个混成旅长;不久胡暴病身亡，王又率部南下广东，加入中国国民党，结识蒋介石。此后被国民党派到上海来工作。一次，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联益坊议事，王与杨虎意见不一，发生争执，王面对身材高大的杨虎，急中生智站到椅子上，“啪”“啪”，伸手就是两个耳光，杨虎畏惧王之气势，竟不敢还手，只一笑了之。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宋子文等控制政权，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一门三部长”之说。王亚樵对蒋介石的一党独裁极度不满，宣布与之决裂;而对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颇有好感，因此主张拥汪反蒋。王曾数次派干将谋刺蒋介石，均因蒋防犯严密而无从下手。于是，王亚樵决定改刺宋子文。
宋子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1931年王亚樵曾暗杀宋子文，误将宋的秘书击毙，宋子文逃脱一难。宋子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蒋介石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1931年春，王亚樵为侦察宋之行踪，在上海蒲柏路(今太仓路)召集部下议事，随后，责令华克之、张玉华等组成南京小组，以刘刚、李恺等组成上海小组，分头准备。
7月22日，南京小组向王亚樵发出密电：“康叔(宋子文之代号)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立即出动二十余人，将上海北火车站围定。23日晨8时许，宋子文偕秘书唐腴胪等下车向出口处走去，现场指挥华克之命枪手陈成出击。不料是日宋与秘书均着白哔叽西装，戴拿破仑帽，身材也差不多，陈成仓促之间分辨不清，竟将唐腴胪击毙，华克之见一人倒地，认为刺宋成功，即扔出烟幕弹，掩护部下安全脱身。宋子文遂逃脱一难。
刺宋案后，国民党警特机关侦骑四出，寻找策划者，后被王亚樵指挥的另一谋刺上海市长吴铁城小组成员何永安所出卖，遂知是王亚樵主谋，蒋介石对王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十九路军在闸北英勇抵抗日军进攻。王亚樵即发动工人、市民投入抗日，他联合其他人组成上海市抗日救国决死军，由余文奎任司令，编成二十个大队投入战斗，专门锄杀日军、汉奸。后日本援军赶到，大将白川为指挥官，王得知白川在日旗舰出云号上的消息，即与龚湘龄等策划，研究自制水 雷突击，结果因偏差而没有击中。
爆出云、除白川的行动虽未成功，王并不气馁，并继续寻找良机。淞沪停战后，志高气昂的日军拟在4月29日天长节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大会。王亚樵得悉后异常气愤，认为日军此举是对我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发誓要炸死白川，捣毁此会。
日军规定天长节祝捷大会只准日本、台湾和朝鲜人参加。王亚樵更与在沪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合作。4月26日，王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沧州饭店与韩 国友人安昌浩商议合作抗日，决定用定时炸弹爆炸会场，定时炸弹由安昌浩负责，而一应经费则由王亚樵负担;投弹人员由临时政府负责物色，王则予以配合。王有胞弟王述樵身材矮胖，留有小胡子，又能说几句日语，像个日本人，便负责与安昌浩联络，王述樵当日便给安送去四万元。
安昌浩与王亚樵商定后，即在其寓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宝康里40号召集韩国志士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宣布与中国抗日同志合作;然后商妥方案，务必一举成功。
4月29日上午，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均着日人服装前往虹口公园，尹手提热水瓶炸弹进入会场，并将其置于庆祝会主席台的台脚边，并负责看住它不 被他人拿走。正当白川演讲之际，炸弹炸响了，结果白川和居留民团负责人河端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师团长植田、舰队司令野村、总领事村井、书记长友野 等均受伤。而尹奉吉不幸就义牺牲。事后王亚樵又送韩国志士四万元表示慰劳，并将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庆顺里的一所房子购下作为韩国志士的栖身之所。
事后蒋介石对虹口案也颇欣赏，特命上海特务头目胡抱一转赠巨款给王亚樵，以资奖励，并取消了对王的通缉。
然而，王亚樵仍继续反对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蒋介石。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抗日反蒋。王亚樵即以安徽人民的名义加入。福建人民政府被蒋介石镇压失败后，第三党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张抗日反蒋拥共，王亚樵又积极参加。大同盟同人指出蒋汪不除，国无宁日。王即挺身承担暗杀蒋汪之重任。王立刻召集华克之、郑抱真、孙凤鸣等密议，遂于1934年9月在南京望鹤楼2号设立“晨光通讯社”，作为暗杀活动的专门机构(后迁至南京陆家巷23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孙凤鸣以记者身分藏枪进入中央党部大礼堂。上午大会开幕后，由汪精卫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二十分钟后，国民党中委们齐往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时记者云集，委员们说笑逗乐，秩序稍乱，蒋介石见了便让秘书找叶楚伧查问，因此没有出场合影。 孙凤呜见状，即按原计划刺杀第二目标。9时35分合影完毕，中委们正拟返身上楼进入会场，孙凤鸣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边向汪精卫连击三枪，果然弹弹命中。后张继将孙凤鸣拦腰抱住，张学良上前将孙踢倒，汪的卫士向其连击两枪，孙被捕后次日身亡。
汪精卫遇刺后的混乱场景。
汪精卫被刺案发生后，汪派人物及朝野人士均怀疑此乃蒋介石指使，一时指责之声四起。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严令戴笠限期破案。戴从孙凤鸣的记者证追查，将晨光通讯社张玉华等抓获，查清为王亚樵指使。蒋遂令戴笠必须除掉王亚樵，活的见人，死的见尸。
追缉令下，王亚樵于1935年12月25日派人将交通部常务次长、外交部顾问、有卖国嫌疑的唐有壬，刺杀在其上海甘世东路(今嘉善路)甘村3弄235号门前，然后从容前往香港。
追捕的戴笠与被追捕的王亚樵，原来曾有一段密切联系。早在戴笠流浪上海滩的时期，王亚樵已是名闻海内的豪侠之士。戴笠十分仰慕王之名声，请求朋友介绍相识。王亦很欣赏戴之才干，两人义结金兰，戴笠还曾入居王宅。后来戴笠返回故乡江山，与王关系渐渐疏远。戴笠出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后，曾向蒋介石推荐，说 王是不可多得之人才。但蒋批示：“这种人不可用。”从此，戴笠秉承蒋之命令，对王采取打击态度，甘为蒋之走狗。王亚樵曾致书，谴责戴笠唯蒋之命是从，手足之情从此中止。
此番，戴笠侦知王亚樵已潜往香港，即率得力干将跟踪至港，强烈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协助逮捕王亚樵。而香港情报处长勃朗已得到胡汉民、李济深等要求关照王亚樵的口信，故一面拒绝戴笠，一面通知王亚樵转移。
于是，王亚樵再度回内地。李济深的老家在广西梧州，这里地处粤桂交界之处，容易隐蔽藏匿。1936年春，王亚樵到达梧州，改名匡云书。广西省政府负责保护王亚樵，并每月提供五百元生活费。
遭受挫折的戴笠改取迂回战术。他先逮捕王之亲信余立奎，然后派特务陈亦川到香港，收买余妾佘婉君，许以救余立奎出狱为条件，让佘提供王之行踪。佘经不住威胁利诱，遂供出王亚樵在梧州。
这时的梧州，属西南反蒋势力的禁地，因此王亚樵在此亦渐放松了警惕。戴笠采取突袭手段，派特务陈资平率二十余人，携佘婉君乘一快艇直奔梧州，先遣佘婉君与王见面。佘系老友之妾，与王相识已久，因此没有遭到王的怀疑。至此，戴笠的计划已成功了一半。
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与佘婉君在李济深胞兄处用餐后，佘约王去住处，称有要事相告，王乃只身前往。刚入佘寓，王便感觉不妙，正想退出，这时埋伏的特务们刀枪齐发，王亚樵身中五枪一刀，当即牺牲，时年47岁。还做着救夫梦的佘婉君，也被欲杀人灭口的特务们砍死在一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