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极解密：李登辉两度加入中共又两次退党原因!
一血流在清白的衬衫上
从1946年7月蔡孝乾奉命抵台，组织中共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算起，到1952年5月，陈福星等“台共”劫余干部重建“省工委”计划失败，相对于“二二八事件”前的老“台共”，新“台共”存在了近六年。
这六年中，前三年和后三年的境遇，可谓云泥之别。
前三年，“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台共”党员人数激增一倍，且组织布建大致完善，上有“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下有条条块块的“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高雄市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台湾学生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等台湾“省工委”接受中共华东局的领导和指令;
后三年，与大陆方面失去联系，几成自生自灭状态，各地“台共”组织、武装基地，陆续遭到破坏与围剿，大批党员和外围群众被逮捕，劫余干部多转入地下，或颠沛于逃亡途中。
倘若说，在前三年“台共”还能在宣传“共产”、扩大组织上有所作为，在大陆对台情报工作上有所配合，后三年里，它自顾不暇，生存难保，倘若还有在自保其身外的余力，也大约耗费在了如“小延安”、“小型万里长征”这样一番壮丽的设想里……
但不管前三年，后三年，新“台共”及其外围组织里，不乏信仰坚贞者。
他们多是尚未到过大陆的年轻知识分子。虽然不曾具备本土运动中真正的中国经验，但他们从小受日语教育，在皇民化年代长大，由于异族统治下自发的民族感情，“二二八事件”后急速滋长的反国民党情结，又有“台共”各层组织对于未来新社会的描绘，陈仪任省主席治下仍能由书店买到的琳琅满目、包括部分马列经典在内的社会科学启蒙读物的熏染，使他们的理想跃过了风涛翻卷的海峡，真情拥抱将要荡涤去一切污泥浊水的红日般鲜亮的新中国。
其中最具代表者是郭琇琮，日据时期因组织反日组织遭判刑5年，出狱后又组建战后岛内第一个学生进步组织——台湾学生联盟。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院做外科医生，并在台大医院发展了几名“台共”成员。1948年6月，他列席了中共华东局召开的一次决定台湾未来政治格局的“香港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