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但最终九国公约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作为中日之间谈判交涉的中间人，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但被蒋介石“严词拒绝”。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希望利用陶德曼调停，为缓兵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非常期待，积极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国。但是到了12月5日，蒋介石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可是，蒋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这表明他还未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
在南京保卫战进行过程中，蒋介石于12月11日晚给唐生智连发两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还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这里所说的“大变”，仍指苏俄出兵。可见，蒋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