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而为智伯谋杀赵襄子，并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材的面孑l。燕王为招贤而筑黄金台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引得千载之后的陈子昂怆然而涕下;你看刘邦这个无赖出身的主子，与项羽争天下时筑坛拜将，对韩信这样的客将是多么“恭敬”!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们别无选择，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名之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自知不配或不能够“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观。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入主的青睐便使出那一套(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定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赢，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相。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时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枭雄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惺惺作态，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为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屈原早就意识到了主客关系的真谛，在辞赋中将自己比作“美人”。在那个男权时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过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去，哪来什么精神平等可言?
李著以“致用”二字来概括秦汉(及此后各代)的文艺观，并溯源到春秋战国的门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世俗为政治为权势者服务的本质特征。他的结论与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不谋而合，但“门客”二字更加鲜明表露了这种世俗性和依附性。这种眼睛向“上”(是“皇上”的“上”而不是“上苍”的“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小一些层面讲，人们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为人帝王彀中而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这种门客文化的遗毒，在二十世纪的“文革”中竟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亿万人争表忠心的丑剧。只是到了1978年之后，我们才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一部分，不必依附谁;才将文艺方针修改为“两为”，教育方针修正为“三个面向”。这一切表明“门客文化”是多么源远流长，需要我们下大功夫认真清理。李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