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最“小”，研究的是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珺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叩刁客”最典型的“交集”(重合部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聂政、荆轲式刺客，侯赢、朱亥式侠义客，吴起、庞涓式客将)，也不是文士(毛遂、苏秦、张仪之类辩士，荀子等“不治而议论”即专事讲学的“稷下先生”)，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李著的“门客”概念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手段是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的本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讥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鹊之志”，揭竿而起时鼓舞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两个枭雄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熟谙社会隐规则，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主张“良知政治”的当代政治家哈维尔说得透辟：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在专制社会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也有反叛之心。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的大太监赵高(他作门客的才华不在汉奸胡兰成之下，据《汉书·艺文志》载他著有铲《爱历六章”》)，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李珺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从帝王的庙堂到西门庆的大宅)，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者，显然包括“贫
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的冯谖之类门客。而王学泰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门客之苗裔。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裙平二人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人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武侠小说和影视剧在当代的巨大影响力不知是这种游民文化的余绪还是发展。李珺平则是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吖刁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李珺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含文艺)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此言不虚。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罢黜”并非用暴力强行禁止，而是用高官、厚禄、名望等政治资源诱导，恰如唐太宗以科举功名诱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以降，吖刁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