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
同年冬。
海盗出生地水军都督周鹤芝，要求与其有旧交的萨摩藩主岛津氏派遣援兵。据说萨摩藩答应以第二年四月为期，借兵三万。(另，有人认为第一次派求援使来的崔芝和这位周鹤芝是异人异名，也有人认可是异名同人。)
第三次
正保三年(顺治三年)(1664年)三月。
周鹤芝根据前一年与萨摩藩的约定，准备派遣参谋林斋舞把计划付诸实现。但找到副将黄斌卿的反对，据说未能实现。
第四次
同年九月。
(也就是上述郑芝龙的乞师。)
第五次
正保四年(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
周鹤芝遭到黄斌卿的反对，一度放弃了向萨摩乞师的念头，这次又要求派援兵。但这时福州已经失陷，唐王也被捕，萨摩藩尽管与周鹤芝之间有“父子之义”，但其救明的意志已经减退，因而不了了之。
第六次
同年三月。
看来周鹤芝向日本乞师最为热心。他一义子林皋为使者，随同安昌王于这一年再次向日本乞师。但据说不得要领而还。
第七次
同年六月。
安昌王曾作为第六次求援使去过日本。这次他借同御史冯京第及黄斌卿的弟弟黄孝卿，又来日乞师。但据说黄孝卿耽溺于长崎的妓女，把乞师之意忘在脑后。由此可以看出，明朝遗臣方面也开始出现了颓废的萌芽。
第八次
庆安元年(顺治五年)(1648年)。
(即上述郑成功的乞师。)
第九次
庆安二年(顺治六年)(1649年)十月。
冯京第偕同黄宗羲去日本乞师。从《海东逸史》来看，与第六次的记述(《日本乞师记》)、第七次的记述(《海东逸史》)同样都记为“不得要领而还”，大概是基本上未予受理，稀里糊涂地回去了。
第十次
同年冬。
据说舟山群岛的鲁王处任职的御史俞图南来岛了日本。汪光复的《明季续闻》仅作了这样的记载，详情不明。但可想而知也是为了乞师。
第十一次
同年十一月。在鲁王处任职的将军阮美去日本乞师。但其背后有*僧捣鬼，表明乞师情况正走向穷途末路。
第十二次
万治元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
(即上述郑成功的乞师。对他来说是第二次乞师。)
第十三次
同年。
郑氏家族郑泰的请援。《外藩通书》在记载《郑经呈长崎奉行书》的后面，附有近藤守重的按语：“郑泰于永历十三年(明永明王的年号)(清顺治十五年)向日本请援。”但按语仅次一行，不知是否属实。
第十四次
万治二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
朱舜水乞师，朱舜水后来作为水户藩的宾客而收到重视，最后以日本为埋骨之地。他曾经多次去日本，所以关于他的乞师计划，也很难决定其年代。现在根据中村久四郎的说法，把他最后去日本的年代(也就是最后没有回国那次)看作是乞师的年代，因而就以万治二年为期了。
第十五次
万治三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
(上述郑成功部将张光启的借兵。)
第十六次
贞享三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
这时候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占据台湾的郑氏家族已经投降，清王朝的基础已经十分巩固。但还是有一个名叫张斐的明人来到长崎，声称：“闻水户候甚重道义，为得其助，以谋恢复而来。”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有人不舍复兴明室之志，确实令人惊愕。这是所能知道的最后一次乞师了。
唇齿之谊
在明末十多次请援中，日本国多少给予响应的，只有最初的三、四次。但是，如果考虑到但是日本的状况是在宣布锁国令之后不久，而幕府却能认真地讨论这一问题，尽管是隐秘的，却一直在做出兵地准备，这还是应当说是令人震惊的。如果再考虑到在幕府的热情衰退之后，民间认识有形无形的援救之情还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能不令人镇静日本人对中国王朝感情之深厚。
其原因，恐怕海不能不说是由于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亲近感--从种种的意义上对先进国家、对日本先人长期仰慕的汉民族的唇齿之谊。这种对汉民族的唇齿之谊，当汉民族的国土遭到了异民族的侵犯时，就作为一种深厚的同情而流露出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该异民族的激烈的憎恶而迸发出来。
在五世纪倭之五王时期，我国坚持只是与南朝通交，我在第三章上做了推测，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倭之五王判断南朝好，北朝不好所起的作用。而在后世的宋王朝时代，我国对占有中国北半部的女真族的金王朝也不予理睬，始终只与南宋王朝亲密交往。当蒙古人的元王朝取代宋王朝时，当时的当权者镰仓幕府对此抱着强烈的敌意，拒绝一切交流的要求，连发生战争也在所不辞，终于招致了两次空前的国难。
而现在出于明清交替之际，尽管处于锁国状态之中，仍对明王朝要求援救的意图表示了热情，虽然为时不长。
这种热烈的唇齿之谊，也可以说是仅仅把汉民族的王朝四位中国正当合法的王朝，与顽固的正统主义互为表里;而且这种正统主义是与对“夷狄”的异民族(我国也被看作是‘夷狄’)无缘无故的藐视相联系。
怀良亲王曾被认为对明王朝使节的态度不逊。他说的话中有这样的几句：“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明史日本传》)这些话看来是代表当时日本人的感情。
这是日中两千年交流史中日本外交姿态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