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曾有媒体报道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不足4%。对此，丁仲礼指出，4%只是一次排放的比例，未包含机动车排放的气体污染物形成二次颗粒物对PM2.5的贡献。根据北京环科院关于北京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数据，对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机动车排放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42%和32%。机动车的总量排放虽不及燃煤，但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机动车在城市里汇集，对于局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影响颇大。
丁仲礼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东部10省土地面积约92万平方公里，仅占全球0.6%，但是承载了全球7.3%的人口。年消耗煤炭约14.5亿吨，全球占比高达21%，私家车拥有量约占全球的5.6%。“东部地区的污染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环境容量。”丁仲礼预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私家车保有量很有可能在五年内翻一番。由此，他提出：“即便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排放也超过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
“我国的东部地区是一种复合型的污染，既有燃煤的污染，也有机动车的污染。”丁仲礼说，“尤其是冬季的取暖，京津冀地区每年的取暖就需要3000万吨煤，而燃烧之后(产生的气体)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排放出的二氧化硫等气体将转化为“二次颗粒物”，并不断形成累积，这也是冬季形成强霾天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大力削减污染物，雾霾必然会成为常态。”丁仲礼强调，“一方面气候条件在变化，以后北京会慢慢变得风小、气候比较湿润，将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外因不利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内因来解决，就是大力削减污染物。”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也表示，气候是不可控的，人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本身造成的污染。
源头减排是关键
刨除外因，控制内因是治理雾霾不可回避的事实。丁仲礼提出：“减少雾霾的必由之路就是源头减排”。
减少能源消费总量、调整能源结构、产业升级、“两高企业”转移、淘汰更新落后产能、治理污染，这些都是“源头减排”的方式。但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上述计划落实起来显得尤为艰难。
“我们国家还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我们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发达国家的55%到60%。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城镇化，人口必然会向城镇集聚。”丁仲礼说道，城镇化过程中能源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
同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丁仲礼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铁路7.97万公里，人均0.06米，而全球平均水平为0.17米，是中国的2.8倍;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占有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公路占有量还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
“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还远没有完成，还需要大量的能源。中国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能源消耗至少还要翻一番。”丁仲礼预测。
能源结构的调整，似乎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2012年煤、油、燃气在中国能源消耗所占比例达到90%以上，与1965年相比，煤油气以外能源所占比例增长只有5%左右。”
“源头减排在中国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尤其是煤炭的绿色利用。”这是丁仲礼给出的答案。
丁仲礼告诉记者，绿色利用的概念就是真正实现脱硫、脱硝、除尘，提高油品质量、汽车质量，还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治理。“技术都是现成的，就是看能不能真正落实起来。”他说，“当然我们还要解决秸秆的燃烧、厨房的烟气问题，这些技术会慢慢推向市场。源头减排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