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经过这近一年的酝酿，刘少奇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逐渐清晰，并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刘在“七千人大会”上除了继续主张“七分人祸”论，反对“一个指头”论外，还有两点十分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1)重提民主集中制。如果对照一下他在庐山会议之后关于个人崇拜的言论，可以想象其思想的巨大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公开说：“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样，就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2)反对“左”比右好的说法。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内已形成“左”倾错误是好心办坏事的思维定势，刘对此种说法予以反驳，他认为：“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括弧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括弧里面的‘左’派。”
在此后的一些会议上，刘还比较陷晦地说过：“跃进，应该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不是从一两件事情上面来看。”“这个‘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也还不取消，放到这里再看嘛。”〔21〕对大跃进与“一大二公”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四、余论
在1961年之后，鉴于极其恶劣的经济形势，刘少奇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开始对以前工作中的错误进行较深刻的反省。但是，这种转变与反省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即不能否定“三面红旗”。
就在刘少奇反省大跃进错误的同时，他同时又坚持以政治标准来规范和要求经济工作，譬如他认为“走后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后门”的人是“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七千人大会”上，刘一方面承认当时“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错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而在此后的几次场合中，又数次说过：“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并提出要防止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这些提法在实质上与此后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有着某种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其反省的这种局限性，便无法理解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诸种表现。
综上所述，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我们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从上面的论述看，刘非但没有反对，在一定时期还曾积极参与。只有认请这个事实，我们才能理解当今改革开放政策的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