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认为刘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我们看到，刘在上述公开场合仍不遗余力地为大跃进辩护，除此之外，在一些小型的非正式场合，刘的观点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1959年11月间，刘曾与一些干部讨论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其多次发言中，除了开始强调按比例发展、两条腿走路外，更多的还是重复政治挂帅、觉悟第一的思想。如他所说：“干劲从何而来?教科书中认为是物质刺激。干劲不仅可以从物质刺激来，也可以从政治觉悟来。”“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问题是如何去掉这种残余。是靠物质刺激呢，还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懒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先给他，然后教育他，这样更有效。……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
从这些似曾相识的发言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对大跃进错误的反省。
三、刘对大跃进的纠正
从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刘的思想变化大致发生在1961年。这时，大跃进的危害已暴露无遗。
从1961年春开始，刘的思想出现了四个明显而重要的变化：
(1)强调调查研究。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中共一贯的传统，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在党内反复强调。不过刘这时所说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突破基层干部的欺骗，了解事实真相。如他在1961年5月1日谈到记者工作时就曾感叹道：“现在农村干部有一套办法，不让你们记者了解真实情况，给你弄虚作假。我也没有办法。”为此，他对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调研风格也表示了一丝不满，如他所说：“毛主席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