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看病要医生出诊，以上几条，吴法宪都严格地予以遵守。医院的大夫工作忙，每次都要求人家出诊，确有困难。
吴法宪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炒几个菜。买菜、倒垃圾、打扫卫生，基本上也被他承包了。老两口精打细算，买一斤肉分成十块，每次吃一块。月底收支大抵相当。日子过得不富裕，可也说得过去。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也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猛不丁来声“吴司令”，“别，别，可别这么叫。”“吴大爷”连连摆手。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
一天，吴法宪到商店买了条棉褥，扛在肩上，沿着马路慢吞吞地往家赶。一青年见状，二话不说夺过棉褥换到自己肩上。吴法宪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抢我东西?那青年赶紧解释：我可不是抢东西，看你这么大岁数，我帮你送回家去。
凡此种种，老两口深受感动。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人外调，问吴法宪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吴说：“我感觉比北京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来济南真是来对了。”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济南书画市场上的赝品，居然不愁销路。对此，吴法宪倒颇有“自知之明”，多次不无自嘲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