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不仅关心党内同志，他还十分关心诸如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李宗仁、章士钊等党外人士，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关心他们的学习、进步和健康,嘱咐我们要多方照顾。1974年,周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当他得知傅作义先生病重时，仍要我陪同前往医院探望。总理向傅作义先生亲切问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当时已在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先生,听了这诚挚而温暖的评价,心情十分激动。他虽然已经不能讲话,但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我记得，周总理对我个人的关怀与教诲更是一言难尽。他不仅在革命道路上引导我前进，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严格要求，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阶级之情、师长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一小撮坏人对我实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时，周总理多次出面干预。特别是1969年,有人纠合一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和当时已故的李克农同志以及我们一些同志为“反革命阴谋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私设专案审查,使我积愤成疾,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时，周总理将外出巡视,临上飞机前,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随从医生赶到医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并向医院传达了他的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积极治疗。这样,我的疾病及时得到治疗。1972年,我因病要动手术。周总理不仅请邓大姐前来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医生和医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医疗方案。动手术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领导同志临场观察。在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手术顺利成功。
送总理最后一程
罗青长说，当时党中央已任命我为周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我必须强忍着悲伤为敬爱的总理送好最后一程。
那时，仍然是“四人帮”当道，他们肆意横虐，提出种种限制，刁难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好总理。罗瑞卿大将在总理生前关怀下，从监狱里刚出来，正在福建就医。“四人帮”以京外人员不得进京为由，不允许他回京吊唁。他得知我在治丧办公室，便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回答他说：“你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当然是京内的人，可以回来。”李鹏同志当时在水电部工作，他的父亲李硕勋烈士是总理的老战友，李硕勋牺牲后，李鹏母子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照顾，可是他们也被剥夺了与总理告别的权利。李鹏同志找到我，我当即安排他们母子与总理见最后一面。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大姐看到总理憔悴的遗容，当场晕倒过去。长期担任总理警卫任务的龙飞虎同志(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慕丰韵同志(原公安部局长)一个“下放”在陕北榆林，一个尚未“解放”，我设法通知他们，并安排他们向自己最敬爱的首长致以最后的敬意。当时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认识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尽量给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他给总理理了20余年的发，两人感情至深。总理病重期间，朱师傅多次恳求去给总理理一次发，总理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难过，宁肯自己的胡须长得很长，也谢绝了朱师傅的好意。如今，谁也无法再阻止这位老人的请求，他饱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为总理理完了最后一次发。事后他告诉我，为了表达对总理崇高的敬意和永志的怀念，他悄悄地将总理的头发屑保存了起来。这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平民百姓之间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总理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人民，甚至连自己的骨灰都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