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要见报。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被禁多年的张学铭平反，推动查清张学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湾的张学良。
总理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当我想起总理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眼前总是浮现出总理关心台湾问题的那双明眸，好像总理在责备我没做好工作。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心里总感到愧疚，对不起总理生前的最后嘱托。总理生前没能看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他是死不瞑目啊!
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挂念着台湾问题。他还嘱告叶剑英等人，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伤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来的逝世对罗青长来说是最难过，最痛苦的，至今回忆还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满怀深情地说：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庇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7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我记得，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气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对我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跟我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再叮咛他,要经受住考验,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将来工作总是有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