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王翦率六十万军队，出征荆楚，《淮南子》此云五十万，或是在平楚过程中有所减损所致。虽说是南征，可五十万军队，分成五路，实际上是分别驻守在与越人相接触的边界地带上。《淮南子》所用“塞”、“守”、“处”、“结”诸动词，本是交互为文，同样都是驻守的意思5。蒙文通以为“塞”、“守”等诸字各俱特别涵义，并即此做有解释云：“既以'处'言之，则番禺已为秦军所取，当已无甚战事。'塞镡城之岭'、'守九疑之塞'者，则所向为西瓯。西瓯君死于此役，是当为战争激烈之地。”所说似因未能留意于古书通例以及秦取岭南之整体过程而求之过深。后人阐释《淮南子》上述记载，则类多沿承蒙氏此说复进一步加以发挥，去其真相，似愈加辽远。
上引《淮南子》文中之“镡城”，应即《汉书·地理志》武陵郡属下的镡成县，位于汉武陵郡亦即当时秦黔中郡的南界。“镡城之领”，应当是指镡城南侧所临南岭。“九疑”即九疑山，位于西汉零陵郡营道县南1，即当时秦黔中郡(含后来的长沙郡)南界之南岭山地的一部分。“南野”则为《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南壄县，位于秦九江郡南界，其南面亦侧临南岭。“馀干”乃是《汉书·地理志》之馀汗县，辖界内有馀水，应当就是所谓“馀干之水”。这一带东隔今武夷山地，与闽越接界。所谓“番禺之都”，此“都”字应为城邑边鄙之义，具体应指番禺北面稍偏西方向的越人北界5，而宽泛地讲，越人北界，也可以认为即是秦朝南界。
南岭与武夷山山地，正是当时秦朝与南越、东越等越人的地理分界线。五路大军，由西向东一字排开，驻守于界上，与其说是突入越地的征伐，毋宁说是试图以强大武力来清除或剿服边鄙地区的越人，明确划定双方的界限。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曾有记述说，在秦军彻底征服岭南并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前，已先有“秦始皇略定杨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较此更早，在唐初纂修的《晋书》当中，也同样记述说，在秦廷据有岭南之前，即“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并谓当时“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所谓“谪戍五方”，当即因承《淮南子》所记五处驻军要地，而“南守五岭”云云，则是进一步突出强调在南岭一线的防卫。迄至汉初，庐江郡界内尚有“南海”越人起事反叛;甚至在汉武帝时期，东面的闽越，每欲袭扰汉地，还会西出武夷山地，“必先田馀干界中”，说明在秦朝这次用兵之前，越人集中居住的地域，决不会是完全以南岭和武夷山地为限。《史记》记载吴起在楚悼王时，尝为楚国“南平百越”，清人胡渭释之云吴起此举意味着“楚地始逾岭而濒南海”，这应当是按照经王翦此役之后越人的聚居区域而做出的推论。实际上，审视王翦此番率军南征之前的状况，吴起所平定的“百越”，应当是指南岭以北湘江上游地区的越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述及此事时，乃谓之曰“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如下文所述，所谓“洞庭、苍梧”就都在湘江流域。南越王赵佗尝谓迄至汉文帝时期，长沙国尚且“其半蛮夷”，他所说的“蛮夷”就应当包含有许多越人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