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正符合秦朝政治统治的需要。秦、汉两朝，立国关中，在地缘政治上，都奉行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即以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为凭依，来控御国家重心所寄的中原地区2，而所谓“关中”地区的外延，在秦代则南有大巴山、三峡地带以西的巴、蜀、汉中地区，长江三峡两岸的连绵山地，似乎成为此“大关中”区域东侧的自然界限。将乌江流域划归巴郡以后，巴郡与黔中之间，便能够以乌江同澧水、沅江之间的分水岭作为天然的界限和屏障，从而将“关中”区域与东部其它地区，隔绝开来，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完整的封闭体系。至于楚故巫郡，则地跨三峡两岸，界内有扜关，是控制巴蜀东出的重要门户，在这一门户的东面即为南郡。这一区域假若隶属于黔中，郡内联系很不方便，而要是将其归入南郡，则有长江一水相连，极其便利，有利于加强对这一要道的统一控制。
秦廷这次对黔中郡辖界所做的调整，并非只损不益，其郡名改称洞庭，就与新增益的辖界有关。如前面注文所提及，按照《水经·沅水注》的记载，西汉武陵郡的设立，乃是“割黔中故治”，也就是由长沙郡中割取原来与其并立之黔中郡所辖地域而设立。
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洞庭湖附近的益阳、罗县和湘山等，都不在武陵郡界内，而是隶属于长沙国。前文引甄烈《湘州记》记云秦设置长沙郡，乃是用它来统管“湘川”沿岸地区，亦即湘水流域，自然也要包括洞庭湖区的湘水下游。这也就意味着分置为长沙、黔中两郡以后的秦黔中郡辖界，并不包括洞庭湖周边区域在内。可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的时候，黔中郡的郡名，却改成了洞庭。按照常理，此时一定是将洞庭湖附近区域，由长沙郡划归黔中管辖。不然，不会取用这样的郡名。做出这一调整的原因，应是在割除巫郡与黔江(乌江)流域这两大区域之后，黔中与长沙相比，土地荒凉且面积又颇显狭小，故稍损长沙比较肥沃的洞庭湖区以事弥补。
谈到洞庭郡得名的缘由，需要辨析有些相关的看法。《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楚威王，云楚“南有洞庭、苍梧”;又《战国策·秦策》复有云：“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周宏伟以为此所云洞庭俱应为楚国郡名，而当时“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并不存在”。今案若谓这两个例证中的洞庭为一区域名称，自然无误，唯洞庭在当时是否置郡，仅仅依据上述记载，目前恐怕还无法论定，而洞庭作为一个区域名称，还是应当源自于其位于洞庭湖周围。
洞庭湖的水域，当时虽远不及后世辽阔，但这并不等于湖面尚未存在。屈原《离骚》有句云：“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自然是在洞庭湖上行舟;又云：“洞庭波兮木叶下。”此亦明言洞庭为水波荡漾之湖面。此外，《山海经》还记载沅水“合洞庭中”，这也只能是指水流汇聚于湖泊之中。这些记载，都可以明确无误地证实洞庭湖的存在。因此，所谓洞庭郡，一定要包括洞庭湖区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