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东征日本，也向高丽索取兵马所需粮草、船只等。至元五年(1268年)五月，忽必烈敕谕高丽使者:“往谕尔主，速以军数实奏，将遣人督之。今出军，尔等必疑将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尔主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高丽使臣认为:“舟舰之事即当应命，但人民残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国有军四万，三十余年间死于兵疫，今止有牌子头、五十户、百户、千户之类虚名，而无军卒。”忽必烈并没有认同他的说法，认为:“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高丽使臣说:“赖圣德，自撤兵以来，有生长者仅十岁耳。”忽必烈的回答是:“自尔来者言，海中之事，于宋得便风可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舟中载米，海中捕鱼而食之，则不可行乎?”命高丽使臣“归可以此言谕尔主。”这段史料反映了作为宗主国的蒙古国(元朝)对藩属国高丽发号施令的强硬态度，只要提出要求，属国就必须接受，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异议。
大量的贡品和军需物品的输出，极大地加重了高丽人民的负担。“小国连年不登，民皆乏食，所以军粮未曾尽意收贮，除见在兵粮七万七百二十七汉石外，内外公私俱竭，以此大小官员月俸国用，多般赋税，悉皆收取，更于中外户敛，粗备四万汉石。除此之外，元朝政府还要求高丽向元朝的辽阳行省输送粮食。仅元贞元年(1295年)的三月、四月，就有“米一万石输之辽阳”、“米一万二千一百八十石输之辽阳”、“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石输之辽阳一的记载，足见高丽向辽阳输送贡米的数字之大。
元朝对高丽朝贡的需索苛刻而严厉，其对高丽的回赐也很丰厚。这与元朝与高丽统治集团因联姻形成的密切而又特殊的关系有关。
元帝用于回赠的物品有:西锦、历日、金线走丝、色绢、骆驼、良马、弓矢、重锦、秤子、等子、鹘、海东青、宝器、风瓶、玉笛、彩帛、海青圆牌、铺马扎子、金瓮、玉带、金袍、米、鹦鹉、银、宝钞、织金段、红绢、葡萄酒、线绫、红绡、金段、金段衣、绣段、绫素段、木棉绢、剑、御鞍、金鞍、黄金、羊、鹄、楮币、浮车。
元朝作为宗主国、高丽王的岳丈之家，薄来厚往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回赐物品的价值至少与贡物的价值相等。元朝不仅对前来朝贡的王公贵族、使臣给予赏赐，连其随从也加赏赐。忠烈王在位34年间，往来元朝与高丽的都城14次，随行人员甚多，最高的一次竟达1200人。元朝给忠烈王最多的一次赏赐是3万两白银。双方交换的物资，有的是急需品或生活必需品，有的是艺术品或奢侈品，故其价值很难准确对比。大体上，在元与高丽关系的和平时期，元朝皇帝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前提是高丽王对元朝忠顺。不过，与元朝要求于高丽的贡赋相比，元朝的赏赐比起唐、宋等朝代对朝贡国的赏赐就称不得丰厚了。
综上所述，元朝与高丽之间的朝贡制度具有这样的几方面特征:其一，蒙古国与元朝是通过武力及军事征服的手段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奉表朝拜的;其二，元朝不仅要求高丽称臣，而且对高丽进行极为严格的政治控制;其三，高丽要根据元朝的指令准备贡物的品种及数量，此与传统意义上附属国携带本国方物的朝贡不同，因此在《元史》的元帝诸纪中虽然频频出现高丽遣使进献“岁贡”的记载，却没有岁贡的具体种类和数量的多寡。